每周一书 篇十四:分餐制适用于中国人吗?
本期荐书:
疫情期间,分餐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虽然“分餐制”早在2003年就曾在国内兴起——是的,也是因为疫情——但很显然,并没有成为公序良俗。
除了媒体说的,分餐意味着见外、生分以外,其实我们首先得想一想,吃饭是一个生理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梁文道在《味道之人民公社》里面这样讲到:
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德国的西美尔(Georg Simmel)曾经写过一篇很有趣的小文章《饮食的社会学》。他指出人之所以定时吃饭,是为了要和其他人同桌共食。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每天三餐的规律,不限定吃这三餐的时间,我们就很难和其他人一起吃饭了。而和他人共同分享食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种非常有社会意义的行为。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为什么分餐制那么久了,还是不好意思说,我们分着吃吧,因为,我们聚在一起吃饭本来就是社交行为呀。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的,比如广东这边的中高端餐厅,基本会使用公筷。
我还记得出入社会,第一次聚餐时被领导教导,“吃里扒外”。
你看,这里有两双筷子,里面那双是自己吃的,外面那双是夹菜的。
实际上,对于外面就餐来说,重点不是防止飞沫,而是防止幽门螺杆菌。
但,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地方就没有盛行呢?每次回到湖南,看到老人家给你夹菜,你又不好意思说什么。我想,这或许就是餐桌上的权威吧。
法国社会学大师莫斯(Marcel Mauss)在他上世纪20年代的经典名著《礼物》里力证这套请客的原理不独中国专享,几乎全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有“人情”和“面子”一类的观念;几乎全世界有权又有钱的人也都要负责埋单,而且心甘情愿,因为这么做才能彰显他们的地位,这是人类社会的不明言规则。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分餐制一直到民国都没有从中国社会中彻底消失,而合餐制也并非晚近时期的新事物。
以前天子九鼎八簋, 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说明那个时候就是分餐的,到了晚近,也还有开小灶之说。合餐制的另一个由来,或许是中国一直以来的小农经济,家庭人口不算众多。如果要求即便是在家里都要分餐的话,或许我们也该问一下,既然家庭聚集性病例那么多,那么为什么不在家戴口罩呢?
最后,分餐制就一定是终极的进化形式吗?梁文道说,最后晚餐是最终极的同桌共食。
对于信徒来讲,他们做到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每个人口中的东西竟然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同桌吃饭是为了打破自身的孤立,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最后晚餐就是要使得基督徒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团结,因为他们不只共桌,而且是真正地“共食”。
或许,以后公筷可能成为外面聚餐的公序良俗,但在家里,依然免不了同桌吃饭。因为,吃饭,不仅仅是吃饭,更是一种分享。
延伸阅读:
shadowopti
校验提示文案
shadowopti
校验提示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