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上春树公开其父参与杀害中国战俘谈起
村上春树
在世的日本文学家当中,村上春树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最深远的,尽管没有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比起大江健三郎,更多中国人读过村上春树的作品;而只要他还活着,东野圭吾、石田衣良这一世代文人只能被称为畅销书作者。
5月10日,村上春树发表在日本文学期刊《文艺春秋》上的回忆性质散文《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一文中写道:
“父亲几乎从来就不跟我讲他的战争经历,唯一一次讲自己残杀中国战俘的事是在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显然中国士兵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但根本没有表现出恐惧,只是闭着眼,静静坐在那里。然后被处决了。父亲说,他对此非常钦佩。恐怕直到去世,他都对被斩首的中国士兵抱有深深敬意。“
“我不清楚父亲是否只是站在一旁看同部队的士兵执行处刑,还是深入参与到行动中。如今已无法确认,到底是我的记忆模糊了,还是父亲的表达本就比较含糊。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对身为僧人又身为士兵的他来说,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这不是70岁的村上春树第一次对外公布其父村上千秋曾是侵华日军士兵,09年他在领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讲《高墙与鸡蛋》就曾经说过:”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读研究生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对中国大陆的战争。“
但这是第一次,村上春树公布其父参与杀害中国战俘的事实,并坦言出生在战后的自己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精神创伤:
“父亲的这些回忆——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画面,毫无疑问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如同亲身经历了一般。换言之,长期压在父亲心头的重担,由作为儿子的我部分地继承了。”
在知道”小学生时代的村上春树听父亲讲述过参与杀害中国战俘的情形“之后,作为一名20年的读者,我突然理解了那些作品里对于杀戮永无止尽的纠结与愤怒、无法掩饰的罪恶感和耻辱感。
”杀人的一方总能找到乱七八糟的理由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还会遗忘,能转过眼不看也不愿意看。但受害的一方不会遗忘,也不会转过眼。记忆会从父母传给孩子。世界这个东西,青豆啊,就是一种记忆和相反的另一种记忆永无休止的斗争。"——《1Q84》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不是接受这位文学家的道歉或者声讨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罪行,只是想从”村上春树和他的父亲“这对关系疏远的家人身上来谈谈家庭成员的影响力,和今日社会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自由程度。
我看到的是,此前的村上春树独自承担这一事实长达60年,这让他和妻子拒绝生育子女——”不想后代和自己生活在同样的阴影里“。
也许村上是个作家,对人生经历独立思考反复咀嚼,从中吸取养分完成写作的过程中,这样一段回忆的发生、传播和发酵方式如鲠在喉挥之不去,才让他做出不生养后代的决定。
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家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无法感同身受到这个程度,觉得是矫情,那么身边还有很多物理暴击的案例。
何以为家
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何以为家》(原名:迦百农)讲述了男孩赞恩控诉自己的父母把他生下来,从庭审过程追现了一个多子女的叙利亚难民家庭在黎巴嫩的悲惨生活。
左边的婴儿约纳斯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工拉希尔的孩子,没有难民身份的单亲妈妈还可以打黑工赚钱弄张假身份证,但是没有身份的孩子终日不见阳光,也许通过人贩子卖给收养家庭才是他最好的出路,但知道人贩子不会在乎孩子的归宿是蜜罐还是火坑的妈妈不肯放手。
赞恩的妹妹萨哈被父母嫁给房东的儿子阿萨德之后难产而死,“12岁左右”的赞恩曾经竭力帮妹妹隐藏她来月经这件事,警告她如果被父母知道,她就得嫁人。因为赞恩知道,这个年纪的妹妹嫁人一定是火坑。
圣经里的迦百农曾经是耶稣布道的美丽家园,又被耶稣说是将成为一片废墟的诅咒之地。有些人说导演的迦百农指黎巴嫩,我觉得导演的迦百农指和电影里一样的家庭。
这部电影里的家庭带给孩子的应该称得上物理暴击了吧:没有身份、不知道生日、不可以上学、食物不足、童婚。
中文海报上的文案格外引人注目: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赞恩
出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一件事,没有一个新生儿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生命的。但看似有得选的父母们,是否每个人都凭独立判断和自由意志来决定是否要生育呢?
电影中赞恩的母亲为什么说怀孕是“真主赐予的礼物”?
赞恩又为什么知道,另一个孩子的降生,不过就是重演他和妹妹的悲剧?
哪一个才是独立判断和自由意志的结论?
剧本的核心矛盾围绕着童婚展开,由小赞恩刀捅妹夫阿萨德推入高潮。阿萨德和父亲带着聘礼上门提亲,是赞恩的父母将妹妹打扮成新娘连打带骂地运送到对方家里,为什么这一刀捅的是妹夫,而不是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坐在观众席里的你也觉得这剧情很合理?
很多人觉得电影指责的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社会丑态,我认为不仅如此,电影里最终极的指责是这把匕首:错误的社会观念像一把利刃插入每一段家庭关系中,被伤害的家庭又按要求献上子女来反哺社会的理所当然,还会好吗?
扭曲的社会观念像病毒一样顺着家庭关系的血管流入下一代,在下一代成长之后成为了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很多今天看起来像是法外之地才会发生的悲剧,曾经被当成理所应当的信条甚至法律,看似由当权者颁布,其实”社会共识“才是每家每户奉行的推手。
无论戏里还是戏外的赞恩都改变了一家人的关系和命运,极少人在孩童时代能具备他这种主导家庭关系的能力,剩下的只能向家人安排好的剧情妥协。
优生保护法
这些由家长主导的悲剧不止发生在黎巴嫩,有些和村上春树同龄的日本人尝试生育却发现少年时代就被政府绝育了,因为他们就读的学校、生活的社区适用于《优生保护法》,而这个优生手术(强制不妊)是由他们的监护人签字同意的。
1948年的日本战败后极度萧条、百废待兴,政府意识到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用于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要做出让步,于是他们决定对一些问题家庭下手。
准确的说,政府决定剥夺有认知障碍以及精神障碍成员的家族里所有人的生育权,他们向社会宣导”优生措施“可以减轻家庭和国家的负担,反复强调”阻断疾病传播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必要性“。
然而智力和精神上的障碍有时表现得不明显,所以各地政府根据社区意见和福利学校来筛选目标,数字很荒唐,在2.5万被实施强制不妊手术的受害者中,超过一半是未成年人,这些人不是自己在同意书上签字的,而是他们的监护人,多数是由自己的家长签字的。
更不可原谅的是,那些被家长送上绝育手术台的孩子们,多数没有任何生理缺陷,只是家庭贫困才送入福利学校念书,从而收到了优生措施建议书。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日本针对各地受害者对旧《优生保护法》造成的伤害做出一次性经济赔偿,这些受害者精神正常、智力正常,不正常只有他们术后的身体,和与帮他们同意手术的家人间的关系。
每个时代都有照进每个家庭的”社会共识“,今天的家长说什么也不会签字把正常的孩子送去做绝育手术,那是社会共识变了,变成了”不惜任何代价让孩子去更好的学校“,不过目的没有变,依然是”为了孩子好“。
你没有协助社会去剥夺孩子的生育权,但有没有协助剥夺他们其他的权力呢?
雄狮
有些人把没有障碍的子女送上手术台,让他们无法生育;
有些人能生育健康的子女,却选择领养被人遗弃和有障碍的孩子。
这其中的贫富悬殊深不见底,不光指口袋。
前年夏天上映的电影《雄狮》,讲述了印度男孩萨罗意外走失进入孤儿院后,被澳大利亚夫妇苏和约翰领养,这对夫妇之后又领养了一个有情绪控制障碍的弟弟,最终萨罗成年后凭借儿时记忆找到亲生母亲的故事。
电影剧情老套但表演细腻,社会与家庭间的互相作用、家庭成员间的坦诚与隔阂刻画得很到位。
前半段在故乡印度,妈妈依靠搬石头的收入,独自抚养包括小萨罗在内的4个孩子,是个挣扎在生存层面的家庭,对于正在阅读的多人数来说,跟《何以为家》一样是个只存在于电影里的遥远环境。
从加尔各答到塔斯马尼亚,就像从电影进入了现实。一切都回到了我们熟悉的”现代化“,包括家庭关系。在领养萨罗之后没多久,他的新父母又从印度领养了萨罗的新弟弟——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孩子。于是其中的两条家庭关系线着重展开了:母亲苏和萨罗、苏和弟弟。而在偶然一次轰趴时萨罗接触了儿时最爱的糖耳朵之后,另一条和生母间的家庭成员关系被唤醒,推进了萨罗跨越半个地球的漫漫回家路。
所有描写这些关系线的镜头都细腻而隽永,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妮可基德曼饰演的苏在与成年后依然被精神障碍折磨的弟弟晚餐后蜷在窗前抹眼泪,萨罗上前安慰她,20多岁的萨罗第一次在苏面前表达了对他们夫妻不能生育的遗憾,苏说:
”我从没说过我们不能生育,我们可以。只是我们觉得世界不缺少人口,生个孩子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给一个挣扎在边缘的孩子进入这世界的机会,会更好一点。“
萨罗听过这些之后,向苏说明了他开始寻找自己印度的家乡和亲生母亲一事,鞋终于落下了。
觉得家人对你有所隐瞒,是不是你先隐瞒了什么,或者被”社会共识“代替了家人间的沟通?
即使在澳大利亚,20年的成长经历也让萨罗先入为主地给父母领养自己设置了原因,所以他尝试瞒着父母独自展开寻亲计划。
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何尝不是这样,领养在多数人的意识里是个不自然的概念:是不是生育障碍?千万要瞒好孩子!
电影剧本的原著《漫漫回家路》是印度籍作家萨罗·布赖尔利的自传,故事是真实的,连名字都是。
在出生于同样贫困的条件下,赞恩和萨罗的前半生经历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1.家庭关系一般由家长的态度主导,追求和睦的家庭关系,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2.领养也是建立家庭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备选项或者隐藏选项,选择领养的父母甚至做了面对更多困难的准备;
3.社会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最亲近的人,家人之间不需要潜规则等一般机制,每一次沟通都值得坦诚相待。
当这些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时候,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起点正在从被动变为主动,婚恋、生育、敬老的方式越来越多元,选择上变得越来越自由。如果现在有人跳出来宣扬被动或强压的家庭关系更利于每个成员,说得再天花乱坠,充其量也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阳光注记
上周五,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规定相同性别2人可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在亲子关系部分则准用“民法”,采“继亲收养”,即当事人可收养另一方的亲生子女。全案通过三读,定于2019年5月24日正式施行。
三天后,中国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不去讨论“法案”的逻辑是否正确,也不去猜测有多少同性情侣能真正受益,仅承认“同婚合法”对家庭关系的健康化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这一步有多艰难呢?今天距离台湾省第一位诉求同性婚姻的祁家威先生向台北地方法院请求与另一名男性公证结婚被拒,已经过去了33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关系追求社会认同的过程,这件事上,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然而交出的答卷相去甚远。
同性恋是自然界的规律,不褒不贬,但是他们的欺骗和背叛是可耻的,那些起点就建立在谎言上的家庭里,明显的存在着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
那些施害者喜欢用“多数人强权”、“传统观念桎梏”拿来做借口,却不为自己的家庭权力做出正向的努力和争取。在中国2001年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删除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有能力改变它带来的家庭悲剧。
四年前的2015年5月,高雄市开始接受同性伴侣登记,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由政府表态树立同性情侣不受歧视的社会风气,这行为本身就给了想要建立健康家庭关系的同性恋者希望,被赞誉为”阳光注记“。
家的本质难以被定义,不特指血缘关系还是陪伴关系,不受时间或者地域的限制,是边界无关性别甚至物种的精神寄托,想要一语概之只有《慕尼黑》里的那句:Home is everything.
70岁的村上春树第一次说父亲参与杀害中国战俘,经常提起自己和父亲的关系疏远,而他的一生的小说都藏不住父亲对自己的影响,这就是家庭关系对一个人的作用力。
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文明社会里,你无法自由选择每一位家庭成员,但你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在家庭中树立的形象,选择搭建什么样的家庭关系。
在你有能力去选择的时候,如果只是抱怨社会环境不自由,苟且地屈服着,而不尝试让它变得好一点,那么也许某天这句话也会在你口中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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