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斋说书 篇六十六：兼听则明的看待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曾有幸多场次聆听了赵冬梅老师关于宋朝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的直播，她所著《法度与人心》和《大宋之变》两本书也最近阅读完毕。加之，被宋研学者吴钩“说宋系列”作品的多方面影响，让我对宋朝历史演变有了格外的好奇。

于是，理论著作的追根溯源地向上寻觅，终于上手了留美汉学大家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已得以更深入的了解宋朝政治、文化的演变。

史学界对于宋朝的历史定位有着不同的评价，既有以日本史学为代表的“宋朝为近代初期”的观点，也有着近年来“炒火”的“宋朝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调。然而，本书作者刘子健先生却否定了“宋朝为近代初期”的研究观点，而相反的看法。在刘先生看来——“宋朝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与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

其实，对于史学界各观点，是基于研究者对其手中文献的掌握，以及主观上的判断。在历史的科考没有盖棺定论之前，何种观点都是值得采纳和兼容的。正如古语有云：“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对于史学观点，我们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兼容接受”。

本书第一部分，侧重于宋代文化发展的呈现，集中在语文学、经学、史学，甚至是儒学中不同派别的新思想的差异性。宋朝的文化发展有其历史的特征，一方面是科举制的逐步成熟，为统治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也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学习”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由于两宋王朝对于武官的压制，甚至是对于边境外族侵略的“绝对”和缓的处理方式，使得两宋王朝在更多的时间有一个和平的国内大环境，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保障。

第二部分侧重于一个两宋时期官僚体系的演变过程，其中涵盖了变革派保守派以及士大夫阶层和文官体系的建立。伴随两宋政治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不断推陈出新改革派，他们与保守派的相互抗衡几乎贯穿了整个宋朝历史。由于宋朝建立之初对于文官有着很好的保护，这在某些方面促了士大夫阶层和宰相制度的铆合，宰相团队也逐渐走上统治阶层，成为了君王的“代理人”。不难看出，作者在南宋幕僚集团中，对于“赵鼎”的功绩和历史背景有着深入的分析和剖析。其实，南宋高宗还是很有作为，只是无奈时局不利，再无翻盘的可能，说来也是遗憾。

第三部分侧重于儒家从争议、异端到正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儒家对于王朝不可磨灭的功绩就是“输送人才”，使原有的僵化体制赋予“新鲜血液”和活力，但它们也没有去试图革新体制，这也是让宋朝没能在历史的转角前有更大作为的可能。但对于深陷统治阶级的群体，享受统治者红利的人，期望于彻底由内而外的大改革本身也不可能。

历史就是这样，站在高点评判历史有千万种可能，但是正处历史漩涡中的人别说两三条选择，或许连仅有的一条路都是被迫无奈的决定。这或许就是历史，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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