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人”到“缺陷消费者”：新穷人是如何被社会抛弃的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文版于2021年出版，豆瓣上有3.1万人打分，综合评分8.3。

本书作者齐格蒙特·鲍曼围绕当代社会最现实的话题展开叙事，向我们描述了工作、消费和穷人三者间的关系。

个人觉得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普通人原本没有想到的东西，比如，一些良好道德传统和消费观念在作者看来都是资本给普通人下的套。

还有，特朗普政府刚刚推出《大美丽法案》也完美印证了作者对福利国家的衰退以及新形势下的“新穷人”前景的分析思考，有非常不错的启发意义。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在工业时代早期，人们常常被教育"劳动最光荣"，工作被赋予道德崇高性，但是这些在作者看来，都是为了规训劳动力的而创造出来的理论，作者管这个叫做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要做的就是，为让大家去工作，而找的一个合适的理由。

首先，它告诉人们有付出才有回报，通过工作可以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应该去做一些社会认同且需要的事情，并以此获得回报。

其次，工作伦理表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人就应该努力工作，工作即正义，这是全世界统一的价值观，就算是富二代们，也知道不干点啥是不体面的。

工作伦理的目的就是给工人洗脑，让他们选择奋斗、服从纪律。希望活得轻松、自由的人，和不思进取、懒散画上了等号，道德的PUA迫使工人不断给资本创造剩余价值。

工作场所则承载了人们最主要的社交融合，他们在这里接受训练、服从规范、遵守纪律，形成有秩序的社会性格，作者感慨工厂是现代社会的“圆形监狱”，除了生成商品，工厂也生产顺从国家的公民。

在这个阶段，工作不仅为人们提供生活所需，也代表了“你是谁”。人的能力、人的特征、社会地位和生活标准统统体现在工作之中，工作是人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

消费美学替代工作伦理

虽然工作能够产生回报不假，但其实一开始人的需求并没那么多，赚的钱够吃饭就行了，没钱了去打个短工，有钱了就回家歇着。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为资本接受，于是新的伦理就又来了，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很多事又体面又有趣，赚了钱你就可以去消费这些事物。

工作伦理开始向消费美学进化，许多伪需求被制造出来，他们开始告诉你这些都是美好的，也是你必须拥有的，而且社交媒体与广告还在不断诱导这种"虚假需求"。

比如现在的手机、汽车本来是功能较为单一的耐用消费品，但是各种附加功能反而成了其主要宣传卖点，手机要看摄像头、芯片，汽车要看冰箱、彩电、大沙发，通话、驾驶等原始功能反而不再重要。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就更加依赖于消费来推动增长，因为经济矛盾已经由生产不出来转移到卖不掉（完）的矛盾，因此人们被鼓励不断工作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活动不断满足和唤醒、释放和激发某种欲望的实现，其过程是愉悦的，是一种满足情绪价值的良好体验。

原本工作可以带来成就感、创造力和社会联系，但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这些价值被弱化，工作变得只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的工具。

人们工作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从获取回报、获得社会认同或实现自我价值，逐渐被消费所主导或支配，渐渐沦为消费的附庸。

这一说法也反映了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概念，即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劳动过程以及自身需求之间产生疏离，最终工作变成了一种被动的行为，只为维持消费生活。

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工作伦理逐渐转向消费美学。

消费主义下的新穷人

从生产者社会过渡到消费者社会，人们的身份在发生转变。当供给不是很充足的时候，大家生产者的身份更加重要，而当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时候，消费者才是最重要的身份。

巴黎世家类似垃圾袋的包包售价高达1790 美元，许多千元品牌T恤和平价同款尽管在材质款式上没有区别，但是消费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不完全不同的。

以前不工作、不能保证温饱的人是穷人，现在消费能力不足也会受到社会排斥，这就是现代消费社会定义下的贫穷。

“新穷人”被定义为那些有稳定工作却达不到消费社会标准的"缺陷型消费者"，他们往往背负着物质窘迫+精神羞辱的双重枷锁。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距离“美好生活”就越近，而“新穷人”已经被困在了缺乏选择权里。

公共福利的衰亡

贫穷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人们曾普遍认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去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让他们不光能维持生计，也能有尊严的活着。

但是，现在这种看法逐渐被另一种社会普遍认知替代，他们认为应该大幅削减公共福利，甚至废除福利国家制度。

公共福利像是一种集体保险，但赔付额却是由个人需求决定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花钱买了保险，但是只有产生意外的人获得了赔付。

工厂时代的工作伦理要求人们努力工作，但国家福利导向人们坐享其成。所以，这两者核心观念是截然相反的。

而新时代的工业模式不再需要大量工人，因此资本也不想提供更多的福利用在没有价值的地方。

就算他们还需要一些劳动力，但是全球化可以让他们找到远低于本国的低廉劳动力。工厂可以设在全球范围，但福利制度却只在国内有效，因此他们还是不想再实行普遍的公共福利制度。

作者还发现一个事实，处于社会中层的选民也会反对公共福利政策，他们认为自己取得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的才智和努力，与社会公共福利无关。

而真正的社会底层虽然不希望削减或取消福利，但他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消费者社会重在选择权，而没有选择权的也就被社会摒弃了。

就在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通过减税和福利削减实现财政扩张的《大美丽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获得了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也充分证明这一点。

其中，公共福利削减的具体内容包括：医疗补助（Medicaid）资格收紧、食品援助计划（SNAP）削减、移民群体福利限制、清洁能源补贴取消。

尽管这种“劫贫济富”的分配逻辑引发了广泛争议，但是毕竟该法案可以刺激企业投资，对资本积累只会更加有利，这完美印证了鲍曼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逻辑。

新穷人的前景在哪里

人存于世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

唯有在消费社会之外重建价值坐标，方能破解新穷人的囚徒困境。

这种做法可能是借助传统的量身定制的手段对抗和征服贫困。

也可能是“脱钩”生存权与出卖劳动力，把社会认可的工作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市场认可的范围之外的新的解决办法。

不管怎样，设法赋予工作伦理新的意义，使其更加适用于发达社会的现状，才是这些问题的未来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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