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赵孟頫是元代最杰出的书画家、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被后世誉为“元人冠冕”。其艺术成就涵盖书法、绘画、诗文、鉴赏等多个领域,对中国艺术史影响深远。但是,人们对赵孟頫的争议一直没停过,那就是:身为宋宗室,为何要给元朝做官?赵孟頫姓赵,确实是正儿八经的“宋朝皇族后裔”。南宋灭亡的时候,赵孟頫22岁。他带着家眷在湖州乡下隐居,读书作画,一躲就是十年。这十年里,他靠什么活着?教书、卖画、写碑文。后来,元世祖忽必烈派到江南的钦差要给新朝网罗人才,拿到了一份投降元朝的南宋旧臣递过去的名单,赵孟頫排在第一位。赵孟頫被找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拒绝。他写诗自嘲:“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但最终,他还是去了。为什么?有几个原因:第一,忽必烈虽然灭了南宋,但对赵家人采取的是怀柔政策,需要用这些旧朝名士来装点门面。赵孟頫被挖了出来,如果他不去,可能根本没办法再继续隐居。第二,十年隐居,坐吃山空,他还有母亲、有妻子、有孩子要养,他妈临终之前也暗示他该出去谋个前程。最重要的是,赵孟頫不是只会画画写字的人。他懂经济、懂政治、懂治水。他后来的政绩证明,他确实有干实事的能力。在隐居的十年里,他大概也在想:这一身本事,难道就这么烂在乡下了?当然了,赵孟頫想要出山,他的妻子管道升是反对的。管道升个不是一个寻常的贤妻良母,她是历史上著名的女书法家、女画家。她比赵孟頫小8岁,26岁才嫁给他,那时候南宋已经亡了。所以,她嫁给他,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而是因为认可他这个人。元朝钦差来征召赵孟頫的时候,管道升写了一首《渔父词》劝他:“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她知道丈夫去元朝做官,不是去享福的,是去受罪的,所以,她表达了自己宁可和丈夫在湖州乡下弄月吟风的志向,不想去过那种被人戳脊梁骨的日子。但赵孟頫还是去了。管道升也没有拦他。她跟着他去了大都,她写诗、画画、写字,不参与官场的纷争。赵孟頫到了大都之后,确实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但做的大部分是起草文书、修订典章、编撰史书之类的“安全的职务”。忽必烈几次想让他参与更核心的政治决策,他都推了。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一个降臣,一个赵家人,做得太多反而是祸。即使如此,他的南宋旧友,很多跟他绝交了,还有人写诗讽刺他。元朝那边的人也不待见他。蒙古贵族看不起汉人,汉族官员又觉得他是宋室宗亲,他在官场上两面不是人,有一次甚至在朝堂上被人当众羞辱。他后来写诗自嘲:“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意思是:在山里是“远志”(一种草药),出了山就变成了小草。赵孟頫晚年想退休回湖州,写了好几封辞职信,朝廷都不批。管道升又写了一首《渔父词》,这次是替他写的:“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回去霅溪边?名与利,付之天,笑把渔竿上画船。”可惜赵孟頫最终没能归隐,妻子管道升就死了。赵孟頫后来也死在了任上,终年69岁。但历史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赵孟頫没有出仕,他可能只是一个南宋宗室遗民,在湖州乡下默默无闻地过完一生。他的艺术成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高。元朝虽然给了他痛苦,但也给了他资源。他有机会看到皇宫里收藏的历代名画,有机会和全国顶尖的文人交游,有机会在大都这个文化中心浸润。这些,都是在湖州乡下不可能得到的。出山后,他在书法、绘画上的成就,达到了巅峰,甚至影响了后世。明清两代的文人画,几乎都绕不开他的熏陶。后世对他的评价,没这么客气。明朝是汉人政权,明朝官方把他归为“贰臣”。清朝承认他的艺术成就,但对他出仕元朝这件事也很不屑。有意思的是,到了民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有人开始重新评价他。陈寅恪说他是不得已,钱穆把他的“人品”和“艺品”分开看。不过,换你的话,你怎么选?如果他选择不仕,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南宋遗民,甚至会被弄死,家人也过得困窘,他的艺术才华可能被埋没在湖州的乡下。如果他选择出仕,他就要背上失节的骂名,被同代人唾弃,被后人议论。但他有机会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在这种处境下,就是怎么选都是错。而他也知道这一点,63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他对自己的一生,始终是愧疚的。但他也知道,他唯一能留下的,就是“笔砚之情”。至于后人怎么看他——“留与人间作笑谈”。笑也好,骂也好,他都认了。这就是赵孟頫。一个在历史夹缝里挣扎了一辈子的人,一个带着“原罪”活了一辈子的人,一个用艺术把自己从痛苦中打捞出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