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瑞士名将玛蒂尔德·格雷莫德战胜谷爱凌夺冠。赛后，她身上因拔罐留下的圆形印记引发关注。格雷莫德对此大方承认，并表示这是在她训练摔倒后，队内理疗师为她进行的治疗，她感觉“拔罐真的有用”，对自己“总是很有效”。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以拔罐为代表的传统疗法及其在西方接受度的讨论。
事实上，这并非拔罐首次出现在国际赛场。早在多届夏季奥运会上，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等运动员身上的拔罐印记，就曾让这一东方“神秘力量”成为焦点。如今，这种印记出现在冬季项目运动员身上，说明其应用场景正变得更为广泛。这些运动员和团队选择拔罐，并非出于对某种文化或理论的推崇，而是基于一种务实的态度：只要它能帮助缓解疼痛、加速恢复，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辅助手段。
然而，将拔罐完全等同于中医的独创，可能是一种误解。历史资料显示，类似的疗法在世界多个古文明中都曾出现。在阿拉伯传统医学中，它被称为“Hijamah”；在古希腊，相关的图像也曾出现在神庙的壁画上；欧洲中世纪的医学书籍里，同样有“Cupping therapy”的图文记录。这表明，通过负压来处理身体不适，是不同文明在实践中殊途同归的探索。因此，当西方运动员使用拔罐时，他们可能并未将其与“中医”明确关联，而是看作一种跨越文化、流传已久的物理疗法。
对于拔罐等传统疗法为何“有效”，存在着多种解释。在国内，关于中西医的争论常常带有强烈的立场色彩。批评者认为，许多传统疗法的效果可以用现代医学概念来解释。例如，强大的安慰剂效应，即患者的信念本身就能促进身体好转，而拔罐、针灸这类仪式感较强的疗法，安慰剂效应尤其明显。此外，许多疾病具有自限性（即不经治疗也能自愈），或者患者在症状最严重时求医，之后病情会自然缓解（即“回归均值”），这些都可能被误认为是治疗的功劳。这些观点强调，要判断一种疗法是否真正有效，应采用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但另一些观点指出，传统医学的逻辑与现代医学的标准化实验方法存在根本性的不匹配。以中医为例，其核心是“辨证论治”，强调高度的个体化。同一个“感冒”，根据患者体质、气候等因素，可能被诊断为“风寒”、“风热”等不同证型，治疗方案也随之不同。而随机双盲实验要求将患者视为同质化的样本，给予统一的治疗方案来测量“平均疗效”。在这种框架下，一个对特定人群（如“风寒”患者）高度有效的疗法，其效果可能会被其他无效人群稀释，导致整体统计结果不显著。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许多人“体感真实有效”的疗法，却难以通过标准化的科学验证。
回归到格雷莫德的例子，它恰恰体现了一种超越理论与文化争论的现实主义。她的瑞士理疗师“很喜欢使用拔罐疗法”，这表明在西方一些康复与理疗领域，从业者会从全球的疗法库中“兼收并蓄”，选择他们认为对解决特定问题（如运动损伤后的肌肉紧张）有用的工具，而不必深究其理论根源是阴阳五行还是现代生理学。这种“好用就行”的态度，或许比我们国内一些非此即彼的“中西医之争”更为务实。他们将拔罐从宏大的文化叙事中剥离出来，还原为一种具体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技术，这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