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庄园中的辛德勒 | 每周一书

纳粹的阴霾，不仅飘在人类的上空，也飘在所有物种的上空。虫子、老鼠、各种血统不纯的动物在二战中并未能置身事外。战前，华沙动物园是激励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幼小的山猫、小獾、小象......他们是动物园长一家的直系亲属，同吃同喝同上厕所，这一切被一场战争打破。

动物园中的辛德勒

Yuda

“在已经有《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二战经典文学作品，还值得再做这本书吗？”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曾向我坦言，做这本书时候的犹豫。

然而对于作为读者的我来说，却好奇于，拥抱和平多时的我们，为何需要一本又一本的关于战争的书籍？

《动物园长的夫人》封面

翻开这本手感轻盈的书，在其中我已经找到答案。这本书中体现的纳粹主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熟知的针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层面。

“我仔细研究了纳粹主义，发现他们不但意在控制世界、控制意识形态，而且试图改变全球的生态系统，他们的做法是灭绝某些国家的原生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头这样总结。

例如书中曾透露，纳粹分子，与主人公夫妇同样是动物学家的德国人赫克兄弟，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复活”三个已经灭绝的血统纯粹的物种：新石器时代的欧洲野马、欧洲原牛、欧洲野牛。他们相信，选取接近灭绝动物的品种进行配种，最后也许经过六次到八次交配，就会让欧洲野马、欧洲原牛漫步在森林中。战争为怀揣这样梦想的人提供了巨大机遇，他们可以趁此洗劫东欧动物园和荒野，选取最优品种进行繁殖。

欧洲原牛

“我们这种生命体，说是人便是人，说是动物，也是动物。”这是我在几年前，读过的一本名为《人扮动物园》中的话。动物园在各个时期都是一个复杂而又凝聚性极强的特殊空间。在战前，动物院长夫人安托尼娜，从园中善用人类痰盂上厕所的小獾身上看到希望，在人畜共生中找寻人类失落的灵性；而战后，大批动物被摧毁，或运到德国参与“配种”，或“流亡”——河马、蜥蜴、老虎、狮子在街头游荡，仿佛一幅末世画卷；此时的园长夫妇，则利用华沙动物园这座天然的掩体，营救隔都无辜的犹太人，开办大学讲述知识，在夹缝中战斗与生存。

这一切的荒谬、闻所未闻、勇敢与智慧，都未曾过去百年。

▍本文节选自《动物园长的夫人》。

动物园长的夫人

黛安娜·阿克曼

他们的另一位“邻人”，也像西蒙·特南鲍姆和夏皮拉拉比一样拒绝了他们的逃亡建议，选择留守隔都。他就是小儿科医师亨里克·格尔特希密特（笔名雅奴斯·科奇亚克），出版有多部自传体小说和面向家长与教师的专著，例如《如何爱孩子》《尊重孩子》等。令他的一帮朋友、信徒、学生惊讶的是，一九一二年，科奇亚克放弃了他的文学与医学生涯，创办了一家新型的孤儿院，收容七至十四岁的孩子，地址在克洛西马尔纳街 92 号。

一九四〇年，犹太人被迫迁入隔都，孤儿院搬进了一家废弃的商人俱乐部中，地址就在这个“不幸者之区”内——科奇亚克在日记中曾如此称呼隔都。他的日记写在蓝颜色的纸上。日记本中既有孤儿院的诸多日常细节，也有不少诗性的想象、哲学的沉思、灵魂的探索。这些日记就是一个圣骨匣，见证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类困境，揭示了“在最黑暗的人类历史时期之一”——纳粹时期，“一个有灵魂有道德的男子如何竭力保护无辜的孩子们免遭成人世界的暴虐”。据传他在与成人打交道时非常害羞，举止笨拙，却和他的孤儿们一起创立了一个理想的民主“政体”。孤儿们称呼他为“潘神医生”。

华沙的犹太隔都

在那个“ 政体”中，言语诙谐、想象丰富、习惯于自嘲式幽默的科奇亚克，致力于构建一个有自己的议会、报纸、法庭系统的“儿童共和国”。孩子们一旦起了冲突，他们不会挥拳相向，而是高叫：“我会起诉你！”共和国的法庭每周六上午开庭判案，法官由本周未受到起诉的五位孩子担任。所有的判决都必须依据科奇亚克的“法典”，其中前一百条法律都在阐述仁恕之道。他曾向一位朋友坦承：“学校把我培养成了医生，机缘让我当了教师，激情驱使我干起了写作，因为情势所需，我又成了心理学家。”

夜里，科奇亚克躺在医务室的简易床上（床下藏着残余的黑面包和伏特加），会逃往他自己的秘密星球——若，在那里他有一个虚构的天文学家朋友——慈。慈已经发明建造了一台可以将阳光转化为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机器。慈用它向整个宇宙吹送和平之气，发现这个“和平大法”虽然在整个寰宇中无往而不胜，却单单在“那个躁动不安的光点——叫作‘地球’的行星”——上屡屡受挫。他们争论是否要让慈毁灭血腥、好战的地球，“潘神医生”恳求他为了地球上的青少年，宽恕这个行星。

科奇亚克在这些蓝色的页面上记录了他各种各样的感受、想象和匪夷所思的念头，却从不记载隔都内发生的邪恶事件，例如，对于以死亡营为目标的“大遣送”，他只字未提。大遣送开始于七月二十二日，正是他六十四岁的生日那天。他没写那天隔都内的喧闹和混乱，只写到“一个奇异的大月亮”，映照着这个“不幸和疯狂的角落”。

从照片上看，那时的科奇亚克，胡子已经灰白，炽热的黑眼睛下眼袋肿胀。他忍受着各种病痛，“粘连、疼痛、撕裂、旧伤”，却谢绝了雅利安一侧许多追随者的帮助。他不愿逃亡，不愿把孩子们抛在身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听到挨饿、痛苦的孩子们把他们自己比作“疗养院里的老家伙”，他笑得一脸皱纹。他必须引导他们超越痛苦，于是鼓励他们正确地祈祷，他教导的祈祷词中有这样一段：“感谢你，仁慈的主，感谢你妙法无边，让花有香，萤火虫有光，让星星们在空中闪耀。”他身体力行地教育他们干活时用心投入，对碗碟盘匙轻拿轻放，因为用心和细致的态度，就是抚慰心灵的药膏。

科奇亚克发明了不少游戏，有些简单得让人觉得很傻，有些“门槛”很高，玩得“较深”。一天，他决定给孩子们排戏，灵感来自他对东方宗教的喜爱，戏名叫《邮局》，作者是印度的泰戈尔。回头去看，我们能感受这次演出强大的象征意义。戏开演于七月十八日，距离这些孩子们被送往特雷布林卡死亡营只有三周时间。戏中有一个因病卧床的小孩，叫阿马尔，幽闭的孤独让他身陷恐惧，于是他梦想着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国王有个医生可以治好他的病。戏剧接近尾声时，这位御医出现了，治好了他的病，推开了房间的门和窗，阿马尔于是看到了一个璀璨的星空。科奇亚克说，他之所以选择这部戏，就是要帮助这些身困陷阱中恐惧忧虑的孩子们平静地接受死亡。

遣送日（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到来了，预感到灾变和恐惧的科奇亚克与孩子们一起登上了开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因为，他说，他知道他的在场能让孩子们平静——“你不会把一个生病的孩子独自留在黑夜中。在这样一个时刻你也不能离开孩子们。”拍摄于转运广场上的一张照片中，他穿着军靴，没戴帽子，与几个孩子手挽手迈步走着，后面跟着其他一百九十二名孤儿和孤儿院职工，四人一排，旁边有德国兵押送。科奇亚克和孩子们上了几节红色车厢，比鸡舍大不了多少，每节通常可以塞进七十五名站立的成人，孩子们在里面应该还是觉得比较宽敞的。约书亚·佩尔勒在《华沙隔都的毁灭》一书中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幕：“奇迹：两百名纯洁的灵魂，面对死亡在劫难逃，却没有哭泣。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企图躲藏。他们像受伤的燕子，紧紧依偎着他们的老师和朋友、父亲和兄长——雅奴斯·科奇亚克。”

一九七一年，苏联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发现的小行星：编号 2163，名字科奇亚克。但也许，他们应该将这颗星星命名为“若”，那颗他梦想中的行星。波兰人宣布科奇亚克为波兰的殉道圣徒，以色列人敬他为“三十六义士”之一。因为这三十六名义士的纯洁灵魂，世界的获救才得以可能。在犹太人的古老传说中，正是这些少数人，通过他们的善心与善行，使得这个过于邪恶的世界避免了毁灭。只因他们的缘故，全人类才获得了赦免。传说中还说，他们都是普通人，并非白璧无瑕，也并不神通广大，而且其中多数人一辈子籍籍无名，但他们选择了让善永恒，即使身处地狱。

《动物园长的夫人》

[美] 黛安娜·阿克曼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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