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发表论文,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铁质残片为纯陨铁制品。该器物由三块残片拼合而成,整体呈斧钺形,长约20.05厘米,宽5.27至7.90厘米,年代属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00年至前1000年)。经金相显微分析与扫描电镜能谱检测,其成分含铁约77.8%,镍含量显著且分布均匀,微观组织为单相铁素体,无冷加工痕迹。此类高镍、成分均一的特征无法通过商代人工冶铁技术实现,但与陨铁理化属性高度吻合,由此排除人工冶炼可能,确认其为天然陨铁制品。123 此次发现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确认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中国青铜时代已知体积最大的纯陨铁器物。此前,中国早期陨铁制品多集中于黄河流域的北京、河北、河南等地,如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三星堆陨铁器的出土,首次将中国古代使用陨铁的地理范围扩展至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填补了西南地区早期冶金史的关键缺环。研究团队指出,该器物与青铜神树、象牙等高等级礼仪遗物共存于7号坑器物层,结合其硬度特性,推测其可能兼具礼仪兵器与青铜加工工具的双重功能,但确切用途仍需进一步研究。124 2026年6月2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另一项重要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件红玉髓珠经微量元素分析,确认原料并非产自本地,而是源自四川盆地以北1000余公里的燕山造山带及其北部区域。这些珠子分别出自2号、5号、7号和8号坑,数量为4枚、1枚、2枚和4枚,年代同样为商代晚期。部分样本成分特征还指向中亚造山带及河西走廊,表明存在覆盖蒙古高原南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部、中原与四川盆地的广泛贸易网络。所有珠子均经钻孔、抛光及长期佩戴,属高等级装饰品,与金器、象牙、青铜礼器同出,反映古蜀精英阶层对远距离高价值资源的掌控能力。567 上述发现得益于近年来田野考古技术的革新。自2025年起,恒温恒湿地下考古方舱已在多个遗址应用,将实验室环境前置至发掘现场。以三星堆为例,脆弱有机质文物如象牙、丝织品残留可在出土瞬间进入稳定微环境,避免温湿度骤变导致的不可逆损伤。方舱内配备便携式X射线荧光、超景深显微镜等设备,支持现场即时检测与初步分析,大幅缩短从发掘到科学认知的时间周期。这种“移动式保护单元”模式正逐步推广至不具备大型方舱条件的工地,成为新时代科技考古的标准配置。84 三星堆最新研究成果直接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推进蜀道等整体性保护,并实施重要文物修复与数据库建设工程。同时,川渝两地正协同推进三星堆—金沙联合申遗,将其纳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核心项目。2025至2027年《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研究工作方案》已启动,未来三年将聚焦聚落结构、工艺技术、资源控制及文明交流等综合研究,持续深化对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地位的认知。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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