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餐饮巨头西贝莜面村的创始人贾国龙卸任主品牌CEO,由1992年便追随其创业的老将董俊义临危受命。董俊义上任的首要目标并非“重塑辉煌”,而是极为务实的“让公司活下来”。这一表态的背后,是西贝正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自2025年9月因“预制菜”风波陷入舆论漩涡后,西贝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据贾国龙本人透露,到2026年3月,公司累计亏损预计将超过6亿元,并计划关闭102家门店,占总数近三成,波及约4000名员工。

这场危机看似由一场舆论风波引爆,但其背后深藏着西贝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病因。
是品牌定位与价值感知的严重脱节。西贝长期主打中高端定位,客单价远高于大众餐饮,其品牌承诺暗含着“食材优质、现做现烹”的体验。然而,当公众发现西贝大量使用中央厨房配送的半成品时,一种“花着现做的钱,吃着标准化的餐”的被欺骗感油然而生。这并非简单的预制菜争议,而是信任的崩塌。消费者反感的不是工业化本身,而是不透明的操作和名不副实的溢价。贾国龙在危机初期的强硬对抗姿态,以及试图用行业标准定义去“教育”消费者的做法,更是加剧了这种对立情绪,将一场可以沟通的商业问题,升级为无法挽回的信任危机。

是成本结构与商业模式的僵化。西贝的成功得益于其在购物中心快速扩张的“三高模式”——高租金、高人力、高营销。这一模式在消费升级的黄金时代所向披靡,但在消费回归理性的当下,却成了沉重的枷锁。尤其在人力成本上,西贝的占比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例如,在危机爆发、门店陷入亏损后,贾国龙仍选择为一线员工涨薪,这一充满“情怀”的决策,虽然意在安抚员工,却在经营层面进一步推高了固定成本,使得本已亏损的门店雪上加霜,加速了现金流的枯竭。这种成本结构缺乏弹性,在营收锐减时显得尤为脆弱。
再者,是内部管理机制与创始人决策的局限性。贾国龙引以为傲的“赛场制”,旨在通过内部排名竞争激励门店,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导致门店间相互防备,精力从外部市场转向内部博弈,造成了组织内耗。同时,创始人强烈的个人意志和“江湖豪气”的行事风格,也让西贝在战略上多次“折腾”。过去十年,西贝在“贾国龙功夫菜”、“中国堡”等新业务上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耗费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分散了主业的资源。当危机来临时,这些决策失误的后果便集中显现。
面对如此困境,以董俊义为首的新管理层正从多个方向展开自救。
第一步是紧急止血,保住现金流。这包括大规模关闭亏损门店,裁撤冗余人员,以及在内部推行降薪、缓发工资等极端成本控制措施。这些“外科手术”式的操作虽然痛苦,却是企业活下去的必要之举。新CEO董俊义上任后的首个动作便是取消“赛场制”,旨在将组织注意力重新聚焦于外部顾客,而非内部竞争,从根源上调整管理文化。

第二步是回归根本,重建信任。西贝需要认识到,信任的修复无法依靠公关技巧,而在于长期、一致的行动。这意味着要彻底放下与消费者对抗的姿态,停止制造新的营销噱头。核心在于让产品自己说话。无论是坚持部分菜品现做、开放透明厨房,还是调整价格,关键在于让消费者感受到诚意和价值的回归。这个过程没有捷径,需要用时间和稳定的体验来慢慢赢回口碑。
第三步是战略收缩,务实求生。过去“全球每一条街都开有西贝”的豪言壮语已不合时宜,当前西贝的共识是“宁要健康的店,不要流血的店”。这意味着要放弃对规模的盲目追求,将重心放在提升单店的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上,稳住基本盘。同时,重新激活被舆论吓跑的家庭客等存量用户,通过提供稳定的品质和合理的价格,将是短期内恢复客流的关键。
是领导层面的角色转变。贾国龙退居幕后,坦言自己“不适合打造个人IP”,这对西贝而言或许是好事。一个低调、务实、专注于内部运营的领导团队,更有利于在危机中稳住阵脚,专注执行。近期,西贝获得新荣记创始人等多方资本的注入,这不仅缓解了资金压力,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外部的专业经验和信用背书。但这笔“救命钱”能否真正救西贝于水火,最终还要看其能否将资金用于产品和服务的根本性改善,而非仅仅是维持账面上的生存。

西贝的危机是深刻的,自救之路也注定充满挑战。它能否走出泥潭,不取决于某次成功的营销或融资,而在于能否在每一家依然开着的门店里,日复一日地为顾客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货真价实的饭菜,重新找回餐饮业最朴素的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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