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科不科学？深度解析心理学

信仰之争

两月不见，别来无恙？

我倒是有个小恙，想请各位帮忙出出主意。事情是这样的：

我有个信基督的朋友，想让我也沐浴一下上帝的恩泽，见面的话题总萦绕在一股“哈利路亚”的氛围中——“感谢主”“耶稣爱你”“主与你同在”“阿门”......

我也是个上过学的人，晓得“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所以梅雨一般的“恩泽”不但没有催生我对耶稣的感动，反倒激起了我对上帝的反动——我要用科学的利刃刺穿宗教的谎言！

于是，我们的聊天变成了辩论，我原以为胜利唾手可得，毕竟科学和逻辑都站在我这一边，但几次交锋下来，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比如，类似下面的胶着时常发生：

——“有什么证据证明上帝存在？”

——“你的存在、万事万物的存在，不都是证据吗？我们都是上帝造的。”

——“那上帝是谁造的？”

——“上帝是自有永有的！”

——“有什么证据证明上帝是自有永有的？”

——“因为《圣经》上写着‘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是希腊字母首末二字，代表最初和最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1章8节）。”

——“《圣经》上写的一定就是真的吗？”

——“那当然，因为《圣经》是上帝启示人写的。”

——“哈哈，我抓住你的漏洞了！”

——“什么漏洞？”

——“依你之见，上帝存在的证据，是《圣经》如此说？”

——“没错！”

——“《圣经》之所以所言不虚，是因为上帝为之背书？”

——“没错！”

——“话说到这份上，你该知道自己错了吧！”

——“哪里错了？”

——“上帝为真的前提是《圣经》所言为真，而《圣经》所言为真的前提又是上帝为真，这不是典型的循环论证嘛！”

——“什么循环不循环，上帝是真的，《圣经》当然也是真的！”

——“我尼玛......”

这样的争论多了，他觉得我骄傲还刚硬，我觉得他偏执而迷信，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我在他面前自诩有理，却也深感逻辑在信仰面前的无力。

各位说说看，我是继续“干直惹人嫌”呢？还是顺情好说话、委曲好求全呢？

不管我朋友的观点对不对，他对我之骄傲的看法是没错的。之所以说“委曲求全”，是因为我自觉站在科学的高峰上，有一种俯瞰“信仰”的优越感，顺情说话，只是“屈尊纡贵”、自降维度罢了。

然而，在准备这期视频的过程中，新近接收到的一些信息让我对这种礼貌的优越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且听我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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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争

“心理学是不是科学”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没有讨论价值，心理学当然是科学，每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后的第一门课——《心理学导论》上，就被告知：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研究个体的行为和心智过程的科学。但也有不少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物理学、化学等毫无疑问是科学，而心理学关涉一些诸如梦、浅意识等玄之又玄或者性格、情绪等人人都“懂”的话题，似乎不太科学。

有鉴于此，“心理学是不是科学”，还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在讨论中，我们将获得超越这一问题表象的更多深刻见解，有些是关于科学的，有些是关于人性的，正如我第三次强调的，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聊聊什么是科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虽无法给出一个“科学”的准确定义，但大体上有一个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认知，比如，生物、物理、化学是科学，而音乐、绘画、文学则不是科学。但这种粗疏的认知可能无助于回答下面的问题：

数学是科学吗？

法学是科学吗？

人类学是科学吗？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科学吗？

实际上，别说是普罗大众，就是走在知识前沿的科学家们，尽管其职业就是科学，但大概率也说不清科学和非科学的分野。因为，当局者迷。真正在意且认真探索科学之“真面目”的，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科学家，而是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家们。

然而，这个看似简单又基础的“科学”定义问题，其实是科学哲学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即“什么有资格被作为科学”。这样的“元思考”，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产生了，直到20世纪初，科学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兴未艾。

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世界观经历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目的论、牛顿时代的机械论，到近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绝对时空和定域性（即自然界不存在超距作用）的挑战，一次次的科学革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但也许科学之舟在探赜之海的旅程实在是波澜壮阔，飞扬的浪花过于炫目耀眼，以至于轻舟本身的轮廓在一片磅礴浩瀚中若隐若现——直到今日，“什么是科学”于科学哲学家们仍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难题。

如果要列出争议的方方面面，恐怕一本书也难以尽述，下面试举一二，可管窥一斑。

你可能听过“可证伪性”是检验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这是20世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可以解释一切的神创论就不是一个科学理论。而广义相对论和万有引力是科学理论，前者可以解释水星近日点的进动、预言远离恒星光线的引力红移，而后者无法解释水星进动，由此可以说明广义相对论比万有引力更科学。而二者均为科学理论的原因在于，它们足够具体、容易“犯错”，可被明确地证伪。

然而，可证伪性观点也有缺陷：

譬如，一些科学的合理成分似乎不具备可证伪性。如概率命题——天气预报说今天青岛有80%的概率会下雨，那么无论今天青岛是否下雨，都不能证明这个命题是错的；又如存在性命题——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但半个世纪以后黑洞才被观测到，在这之前，黑洞的存在是无法被证伪的，正像上帝的存在无法被证伪一样；再如，有些科学原则，如能量守恒定律，被公认为是不可证伪的原则，一旦出现与此定律不符的经验，要么是经验有错漏，要么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能量转化形式，总之，能量守恒定律是不会错的；最后，证伪主义本身不是可以被证伪的。有鉴于此，如果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那么不少合理的陈述都将被踢出科学的大门。

再譬如，一些神创论者依据《圣经·创世纪》中关于创世文字的特殊解释，认为宇宙的年龄只有6000年，这显然是伪科学，但它也符合可证伪性——6000年的历史足够具体而易错。类似地，如果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那么有些荒谬的陈述将被接受为科学。

此外，由于数学和逻辑学被休谟称为“必然真理”，不需要经验的检验，所以按照可证伪性的观点，它们当然也不算是科学。

基于以上原因，科学哲学家们几乎一致拒绝将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将时间往前再倒2400年，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到公元十七世纪牛顿诞生之前，西方科学的主流是以亚里士多德奠基的诸多理论为基础的世界观。不论今天我们推翻了多少亚里士多德的“谬论”，从他播撒的思想种子上生长出来的大树，荫庇了西方思想界整整2000年，单凭这一点，他对于科学划界的观点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亚里士多德将科学分为三个类别：包括数学、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理论科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实践科学，以及包括诗歌和修辞的创制性科学。可见，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包含人文学科和艺术。

如今德国的知识界依然延续着这种传统，所有的知识领域都被冠以“科学（-wissenschaft）”的崇高后缀，比如各种人文学科在德语中被称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在德国，“音乐科学”可与生物科学比肩，“文学科学”可与计算机科学并举，如果一个音乐家被告知所事并非科学，他很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了！

显然，亚里士多德和德国知识界都以能否产生“真正的知识”这一标准来划分科学和非科学，所谓“真正的知识”，指的是总体上为真或逼近为真的知识，亦或是有用或有价值的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世界和其栖居者的理解。

而正如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过窄，能产生“真正的知识”的标准又过宽了，毕竟除了德国人，还有谁会承认音乐是科学呢？

除了以上提到的标准，科学哲学家们还提出过形形色色的划界标准，但它们不是太狭隘，就是太宽泛，以至于大多数学者都怀疑，是否存在让科学和非科学划清界限的一组充要条件。

当代科学哲学家提出了用“可变属性簇”代替充要条件来定义科学。可变属性簇是一组科学指示标准，可将某一知识领域的属性比照这些指示标准一一考量，如果符合一定数目的标准，那么该知识领域就属于科学。

至于可变属性簇具体包含哪些条件，这属于比较深入的科学哲学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在末尾的参考资料中进一步获取相关信息（《一般科学哲学：焦点主题》第九章“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这里举其中一条稍作说明：科学总是基于一定的哲学假设——本体论或关于事物本质的一般观点的假设。

我想，举个例子会更容易让你明白科学的本体论假设。

比如，1590年，伽利略正在比萨斜塔上准备投下两个质量不同的铁球，意图证明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的下落速度和质量成正比”的观点是错误的。

看过科幻电影的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脑洞——伽利略的实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比萨斜塔、围观的群众都是他幻想出来的，或者有一个超自然实体在他的头脑中制造出来的。如果你有些哲学思考，你就知道这种“缸中之脑”的假设没法被轻易推翻。而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他不会去证明自己是不是缸中之脑，而是预设这个实验确实发生在外在世界，这个外在世界不依赖于他的心智，他也只是这个外在世界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本体论的实在论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前者是说存在不依赖于心智的研究对象，后者是说实在世界的栖居者本质上都不是超自然的。

当伽利略投下两个铁球后，众人见证了两球同时落地，于是大家发现亚里士多德是错误的。之所以一个实验就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因为大家默认世界不会如此放肆：第一次投球是同时落地，第二次变成了重的先落，第三次两个球都飞走了。

以上是本体论的合规律性原则，它假定世界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按照规律性的方式运动。

按照可变属性簇的定义方法，知识领域被分为事实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形式科学（包括数学、形式逻辑和语义学）、技术（包括医学、临床心理学、法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包括文学、语言、音乐、思想史、宗教研究及哲学等），它们的属性簇都有所不同，比如形式科学除了满足合规律性原则，在其他本体论方面是中立的。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提供了可靠的知识。而这些领域之外的伪科学则只提供了虚幻的知识。

至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科学与非科学边界的大致轮廓，总结一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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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之争

正如提到物理学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提到心理学时，弗洛伊德的大名会马上浮于脑海。

第二期视频提到的，提出“个人构念理论”的人格心理学家乔治·凯利，曾这样评价弗洛伊德的著述：“我不记得曾经读的是弗洛伊德的哪一本书，但是我确实记得当时感到不可置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谬论，更不用说出版了。”

在心理学专业以外的人看来，可能弗洛伊德的理论（指“精神分析”）就代表了心理学，这是因为自精神分析诞生的一百多年以来，诸如文学、绘画、影视等诸多人文艺术领域都为梦境、本我、潜意识、恋母情结所倾倒，流行文化的宣传让弗洛伊德和其精神分析理论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心理学代名词。再者，老弗爷的理论发端自对精神病人的诊疗，后世的发展也多于病态人格中“取经”，所以精神分析的用武之地主要在临床心理领域。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心理学是“平时不烧的香”和“临时抱的佛脚”，直至抑郁到无法出门，无可奈何才向心理学叫门。时至今日，精神分析依然在心理治疗的众多取向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国家独占鳌头，比如在中国，十之八九的心理咨询师都是老弗爷的“信徒”。

而在心理学专业的壁垒以内，风光截然不同。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自此，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这之前，正如之前视频提到的，先贤们通过哲学思辨、个案观察等方式研究人类的心理，不乏洞见，但它们散现于各类哲学、医学和文学著作，虽富于智慧，却乏于系统，自然是称不上科学的。而让心理学自立门户且成为科学的，是实验。

具体地说，心理学之所以被认为是科学，是因为与其他科学学科一样，它被包括以下三条重要原则的科学原则所界定，即，第一，它采用了系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第二，它以获取可公开验证的知识为目标；第三，它寻求的是可证实解决的问题并进而发展出可检验的理论。

所谓系统的实证主义方法，就是科学的观察或实验，换句话说，不是漫无目的地瞎观察，而是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有结构地观察（比如要遵循有控制组和对照组、随机分配等原则）。

获取可公开验证的知识，指的是科学知识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个个体的头脑中，而是要接受科学共同体的检验和评审，其他同行要能够用相同的观察或实验得出相同的结果。

科学寻求可证实解决的问题，是指科学只研究可具体指明的（或者说有操作性定义的）、可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个问题用当前所掌握的实证方法无法解决，或某种理论不可检验，那么它们是不会被科学家研究的。譬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上帝是否存在”、“人死后有没有灵魂”之类的问题，科学家是不屑一顾或有心无力的。

因此，如果把科学比作一个骄傲的女神，那么她也有自己的防御机制（见上期视频）——高冷面纱所掩盖的，是其实难副的全能光环。

按照上述三条标准，精神分析显然不是科学。

就研究方法上来说，精神分析理论的建立依靠的主要是个案研究，鲜少涉及对照试验；就知识的公开性来说，除了精神分析圈内人，不少心理学家对该理论持怀疑态度，甚至在主流心理学研究领域，精神分析已鲜有人问津。就科学所寻求的可证实解决的问题，精神分析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它可以解释从个人怪癖到社会现象的诸多已然，却无法预测未然。

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表现出焦虑，可能是某种情结的显露；而未表现出焦虑，则是该种情结的潜抑。这就好比你跟人骂仗，每一句攻击都打在了棉花上，对方总是有理，而你骂了个寂寞。但科学不是骂仗，万金油似的理论大概率不是科学理论。一个不科学的理论大行其道的确会带来问题，举两个例子：

在孤独症研究历程的某段时期，受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冰箱母亲”这一病因被广泛接受，即多数人认为冷漠的母亲是导致孩子患孤独症的罪魁祸首，后来的研究证明遗传才是主要病因。真相大白之前，不少家庭背负了无辜的压力和罪名。

另一个例子是“抽动秽语综合征”，如今我们知道，这种以身体抽动并伴有嚎叫和脏话为症状的疾病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但在1921年到1955年间，该疾病的解释一直被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把持，有人认为患者不愿意放弃抽搐是因为抽搐是性快感的源泉；有人认为抽搐是“肛门施虐阶段的转换症状”；有人认为患者有“强迫人格和自恋倾向”，抽搐是对自恋的一种防御；甚至还有人认为患者频繁的面部抽搐是压抑手淫冲动的结果！

耽误治疗不说，还给人家乱扣帽子，真是罪过！

如上所述，与常识不同，精神分析只是当代心理学大厦角落里被冷落的一隅，科学心理学的硕果已如丰收的秋色，灿烂夺目，只不过因着种种原因，普罗大众难得一见罢了。

比如，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可惜在诺贝尔的时代，心理学还不成熟，所以没有诺贝尔心理学奖）关于判断、决策和前景理论的研究，就是典型的科学心理学。他的成果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有所介绍，这里举一例说明：

在卡尼曼及其同事（阿莫斯·特弗斯基）的研究之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的价值是人们以某种方式消费或赌博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卡尼曼通过系统的实验证明，人们的决策较少取决于货币的价值，而更多取决于人们认为其财富的改变方式。

例如，掷硬币时正面朝上，则输掉100元，反之则赢得150元，这样对赌徒有利的规则，却不受大多数人的欢迎，因为输掉100元对人们的冲击比赢得150元更强。

再如，当人们被要求在有50%的机会得到1000元和肯定能得到500元之间做出选择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而如果在有50%的机会损失1000元或肯定损失500元之间选择，大多数人会倾向前者。人们在第一个场景中厌恶风险，在第二个场景中偏好风险，因为他们更在意避免确定的损失。

总结一下，就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利的时候会规避风险，在面临损失的时候会偏好风险，对比获得，大多数人对损失更敏感，这被卡尼曼称为“损失厌恶”。

相较于之前经济理论中对“理性人”的假设，卡尼曼的研究指出：人类并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自私的，他们的好恶往往非常不稳定。

像这样的洞察可以出自于思想家或文学家之口，如此，则它仅仅是个道理。而若它是被科学家用系统的实证主义方法所证实，则它就成了一种规律。

道理和规律，其效力是有天壤之别的。

除了卡尼曼，心理学家中获诺贝尔奖的还有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托尔斯滕·维泽尔（Torsten Wiesel），然而我相信，专业人士以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科学家，更别提他们的理论了。

也许这也是心理学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在大众中的普及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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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之争

如果你看过我的前几期视频，我想你会对精神分析有一个不错的印象，尤其在用于心理的深层分析和人格的微妙鉴赏时，老弗爷的那两把刷子，还真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

但以上又提到精神分析的不科学性，比之于科学，依其方法之粗陋和论断之随性，饱受诟病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

我矛盾了吗？

我确实矛盾了！

然而，我之矛盾绝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反映了客观的人性矛盾。有人，之后才有科学，再之后才有什么是科学的难题，再之后才有心理学是不是科学的争执。

所以，以上所有的“争”，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之争”，接下来，我就给你掰扯掰扯“人性的科学和哲学”。

首先，“人性”的局限决定了我们无法触及实在的本质。

这里打引号的“人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性，而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时，所面临的不可突破的感官和方法的局限。

就感官来说：

第一，宇宙的很多信息，我们的感官是无法接收到的：比如，次声波、紫外线等都在我们直接感官之外；再比如，暗物质、暗能量等借助工具也很难观测到。另外，可以合理地推想，在时间和空间上超出人类观测范围的信息必然存在。如果无法掌握关于宇宙的全面信息，那么宇宙的本质对于人类就是无可触及的。

第二，就我们能接收到的信息来说，我们感受到的只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表征，换句话说，只是被观察事物的一种替代，一种经过了我们感官和神经加工的图像。举例来说，同样的红色，在不同的人眼中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两个人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完全一样，有的人看到的偏深一点，有的偏浅一点，而如果是红色盲，则红色对他来说相当于不存在。这叫“知觉表征论”，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是否存在我们完全确定的事物”之疑问就是合理的。

近400年前，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已经探讨过这个疑问，但他的论证——“我思故我在”却难以服人，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人类。

就方法来说：

我们都知道科学理论的建立依赖归纳和演绎，而二者却都有各自的局限。

归纳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太阳过去每天都从东边升起，我们认为太阳明天还会从东边升起，似乎天经地义，但这里隐含着一个假设，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将会继续发生。将这个逻辑再表达清晰一些，是这样的：事件A过去经常发生，按照过去经常发生的事件将来还会发生的假设，事件A将来还会发生。

这不是循环论证是什么？号称“科学”的归纳法怎么也犯了信仰的错误？

此外，像乌鸦悖论、绿蓝悖论等著名悖论也挑战着人们对归纳法的信念，时长原因，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搜索了解。

演绎的问题在于，某个三段论的前提是另一个三段论的结论，而演绎的链条不可能无限延长，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第一原则”，即作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必定为真的事实。然而，“第一原则”到底是什么，科学能给出答案吗？

还记得我的基督徒朋友吗？科学难以回答的问题，《圣经》只用一句话揭秘：“我（指上帝）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22章13节）

其次，人性的幽暗决定了我们无法保证科学的客观。

前面提到科学的哲学假设之一是本体论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意指科学研究对象是独立的、客观的、不受超自然存在的影响的，然而，现实中，科学的客观性虽然没有超自然的干预，却常渗透着人性的浸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7世纪以前，主张地心说的托勒密理论是天文学的基本范式，当然，该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上有非凡的成就，但地心说普及的原因也在于它与耶稣会的密切绑定，地心说确保了人类的特殊性，印证了《圣经》的正确性，所以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仅仅是科学革命，也是思想的革命。

上世纪30-60年代，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科学界笼罩在荒唐的李森科主义阴影中，出于政治的考虑，李森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用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科学成了政治的武器。

当代美国绝大多数大学里，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主义，尽管其有些经验上的缺陷（比如主张人的理性），但因为它能够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辩护，于是在美国经济学家中成为了主导性范式。

此外，同样在美国，心理学界前有美国心理协会（APA），后有心理科学协会（APS），且“两会”常龃龉不合。APS脱胎于APA，认为后者与其说是学术团体，不如说是政治团体——APA的成员多有左派倾向，其意识形态偏见已明显影响到学术研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活动，本身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对象反噬了主体，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声誉当然会大打折扣。

再次，人性的困境决定了我们无法只靠经验的供养。

上面提到，科学只关注可证实解决的问题，因而类似“人生的意义”这类问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这样的终极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它们关涉人类的存在主义困境，比如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提出的四个终极关怀）。

科学可以让生活变得更方便，但无法教会我们面对死亡；

科学可以让地球变成地球村，但无法教会我们驾驭自由；

科学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无法消弭我们的内心孤独；

科学可以丰富人们的感官体验，但无法帮助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所以，这个世界有音乐、有文学、有宗教、有信仰。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呐喊：“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

所以，心理学是科学吗？

科学“科学”吗？

“科学”重要吗？

（科学理论的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留待日后详解）

最后，我想以罗曼·罗兰借克利斯朵夫之口，在其生命终点，对他贡献一生的音乐、人生和意义的思考，作为结束：

“自然界无穷的宝藏都在我们的手指中间漏过。人类的智慧想在一个网的眼子里掏取流水。我们的音乐只是幻象。我们的音阶是凭空虚构的东西，跟任何活的声音没有关联。这是人的智慧在许多实在的声音中勉强找出来的折中办法，拿韵律去应用在‘无穷’上面。人需要用这个谎言去了解那个不可解；因为他要相信这个谎言，所以他就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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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一般科学哲学：焦点主题》 郭贵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1

《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哲学》 【以色列】道·加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1

《世界观》（第3版） 【美】理查德·德威特/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8-20

《这才是心理学》（第11版） 【加】基思·斯坦诺维奇/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1-1

《思考，快与慢》 【美】丹尼尔·卡尼曼/中信出版社/2012-7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美】欧文·亚隆/商务印书馆/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