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中的卢梭（篇二）：禁奢时代下的日内瓦与卢梭家族

之前，我们曾提到制表业最早发端于法国，而非瑞士。1453年，法国赢得了百年英法战争的胜利之后，实力日盛。走在时尚前列的法国大公贵族纷纷追求精致昂贵的钟表以彰显地位与财富，法国的制表业也因此昌盛起来。然而，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瞬间席卷整个欧洲，法国新教中的胡歌诺教派和天主教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遭迫害的前者大都逃离法国，许多前往了瑞士日内瓦，来到了另一位宗教领袖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庇护之下。

有意思的是，加尔文教派一贯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并以教义为根据颁布了禁奢法令。但制表业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悄然成长，而卢梭家族则成为了时代洪流中壮大日内瓦制表业的一份子。他们的祖业很大程度上受日内瓦的历史进程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一篇中对这一时期的日内瓦进行一个综观。

禁奢时代下的日内瓦

大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定居于日内瓦，又有大批逃难而来的新教教徒来到了日内瓦，使得当时的日内瓦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欧洲新教中心。在这样的文化和宗教氛围下，禁奢法（Sumptuary Laws of Geneva）应运而生，并强化了日内瓦人灵魂中的简朴特质。禁奢法，是16世纪日内瓦为推行宗教改革和道德重整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它旨在控制和限制奢侈消费，以促进节俭的道德生活。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于禁奢法不屑一顾，认为这一法令从原则上侵犯了人们的自由，并挫伤了人们创造的热情，不仅抑制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精神文明的繁荣。事实上，如果但从这一法律内容本身来看，它确实阻碍了艺术的发展。但在日内瓦的土地上，这一项法令也同时刺激了制表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发展。解释这看似悖谬的现象，需要让我们聚焦于法令内容本身与当时的大环境。

首先，禁奢法禁止人们佩戴贵重的珠宝首饰、身穿豪华的服饰等一切炫耀财富的行为，也禁止人们制作“耶稣受难像、圣餐杯以及其他服务教皇和宗教崇拜的器具”，珠宝是多余的装饰，但钟表却是宗教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具，所以当地的金匠和珠宝匠为了生存，不得不想办法转行。而逃难来的新教徒中有不少是技艺绝佳的制表匠，因此还为日内瓦当地的制表业注入了强势的新生血液。就此，来自法国的指标技艺和当地的首饰加工技艺就自然而然地互相结合起来。

其次，禁奢法还与经济上的考量密切相关，这甚至比道德上的规范更为重要。因为，采取禁奢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采取措施禁止进口奢侈品或特别昂贵的原材料，并本着同样的商业精神鼓励贵重物品的出口，而非局限于当地消费，来阻止黄金和白银的外流。

但吊诡的是，禁奢法在表面上维护着促使大家甘于平凡、踏实勤勉以荣耀上帝的规范，却在实际上通过精确划分可见的区分标志，界定了社会的分层。17世纪，《奢侈法》将“条件低下”的居民、劳工和家庭佣人、工匠和其他“品质更优”的人分开。到了18世纪，他们又编纂了第一、第二、第三“条件”。在这一连串的例外和条件中，上层阶级被稳稳地保护起来，禁奢法似乎根本束缚不了上层人物的行为，而只是严格限制小人物和中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出口贵重物品的初衷也没法得到彻底的落实——人们真的能相信，在这样一个小镇上，所有用于出口的高端商品都不会受到富裕的上层人物的觊觎吗？

日内瓦的卢梭家族史

戴迪雅·卢梭（Didier Rousseau,1520-1581），是卢梭家族中于1550年第一位由于胡格诺教徒的身份而受到迫害并逃难来到日内瓦的先辈，凭借着经营小旅馆、卖酒和卖书几门生意于日内瓦安身。他来到日内瓦的这一时期，正是16世纪后期的一次大规模的难民潮。这一场难民潮将大量在本国受到迫害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信徒带到了日内瓦。这些移居国外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熟悉国外的市场，大力推动了这个直到那时还致力于国际贸易和货币兑换的集市之城在16世纪发展了以生产为基础的出口经济的商品。

（图源：www.veer.com）

当时的日内瓦，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又时时有外患。地理上，日内瓦天然具备优势与地缘关系上的隐患。优点在于，日内瓦位于欧洲大陆的南北和东西向的要道上，汇集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之间通往瑞士、德国各州、荷兰和英国的各种商业交通。日内瓦人可以极大地依仗这一便利，既作为商人，也作为生产者和各国的人进行商业往来。货币兑换业务是他们在中世纪的集市上就已熟悉的工作内容。再加上每天都要面对诸多的外国进口商品，他们对商品的敏锐度是极高的，也随时需要了解市场和生产方式方法的发展。

但成也位置，败也位置。日内瓦临近法国，但与法国的关系却是极不稳定的。法国时而是盟友，时而是敌人。日内瓦的经济时常受到法国政府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这一政策体现在日内瓦出口的商品和原材料在商品运输的每个阶段都要受法国的增加关税、设置禁令等各种形式的手段的影响。不过，这些措施从未真正阻碍商人的活动。当时所有商品都要征税，无论是来自意大利的丝绸，还是来自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羊毛，抑或是来自瑞士、引渡和英国的棉织物，还是对制表和珠宝业至关重要的金、银、钢和毛坯。

17世纪，第二次难民潮出现了。他们推动了新的专业活动的建立，促进了“Fabrique”（指与制表、金银和珠宝制造相关的所有职业）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了日内瓦近代制造业的第二个节点。而戴迪雅·卢梭，第一代在日内瓦生活的卢梭家族，经历了日内瓦近代（16-18世纪）制造业的第一阶段。

家族脉络：从卖书到制表

日内瓦制造业的第一个阶段（1540-1630/50）的特点是建立了天鹅绒、塔夫绸、丝绸编织和细羊毛织物的专业生产链，涵盖了从纱线的筹备到织物的最终熨烫的全部环节，并以中等规模的家庭作坊作为生产的一个单位和系统。在提供工资预付款、工具和原材料的同时，“商人-生产者”将工作交接给具有不同技艺的工匠，形成一种动态的分工。其中，在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一时期，书商和印刷商的影响力是值得注意的。在日内瓦的前两代卢梭尚未进入制表业，戴迪雅·卢梭作为第一个在日内瓦定居的前辈，就投身于书籍销售这个行业，为卢梭家族之后的发展打下了根基。他致力于普及圣经和约翰·加尔文和加尔文的密友及继承人西奥多·德·贝兹（Théodore de Bèze，1519-1605）所宣扬的新教义。

戴迪雅·卢梭来自巴黎附近的蒙莱里（Montlhéry），于1550年获得“居住者”（Habitant）的身份，1555年获得“城镇居民”（Bourgeois）。从此之后，卢梭家族的所有后代都出生在日内瓦，因此皆是公民（Citoyens），拥有完整的政治和经济权利。1581年戴迪雅·卢梭去世之后，他的遗孀米·米叶琪（Mie Miège）后来又再婚了几次。她的第四任丈夫克劳德·约维农(Claude Jovenon)从事制革工作，米叶琪和戴迪雅·卢梭的儿子尚·卢梭（Jean Rousseau the elder）跟随继父约维农成为了他的学徒，并在后来娶了制表师之女为妻，奠定了卢梭家族制表祖业的开端。二人的儿子也是在这种家庭作坊的环境下学习制表，并闯出了一番名堂。

日内瓦制造业的第二个阶段从1650年至1700/1720年左右，接着是20年的危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制表的原材料难以获得，大量工匠失业导致移民现象大幅出现。同时，从162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瘟疫爆发和小麦价格上涨扰乱了生产网络。这一时期结束时，出现了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被废除后的第一次难民潮。丝绸业受到法国和意大利的打击很大，廉价进口纺织品的供应不断增加。因此制表和金银加工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纺织业的衰落，纺织工人和丝绸工人的孩子们都更倾向于学习制表或金银加工。这些现象都推动了制造业第三阶段节点的到来——即促成“Fabrique”的发展。

卢梭家族的第四代，即出生于1633年至1653年之间期间的卢梭族人，伴随日内瓦制造业第三阶段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壮大，并在这一时期的日内瓦制表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雅克（Jacques，1636-1712），老大卫（David the Elder），让-雅克（Jean-Jacques,1641-1738）的祖父，诺亚（Noé,1645-1695），他们自己就是制表大师。其他人，如路易斯（Louis，1645-1705）——宝石商人，安德烈（André，1651-1718）——金匠商人和珠宝商，雅各布（Jacob，1648-？）——定居于伦敦的宝石匠。其他这些人从事制表业中较为“辅助性”的工作，但这些职业实则已经变得越来越抢手，都属于“Fabrique”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