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考 篇三：为何我们念着故乡，又不愿回到故乡——《乡土中国》告诉我们的氏族人情观

过年访亲友之外，宜坐家中读书。今年意外在家中发现几年前买过的几本旧书，饭后读，既可消食，又可发人深省。《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在民国时期从事二十多年乡村研究的成果，就是这样的背景下重读的，值此社会变迁巨大之时，里面有些东西也可以拿来解释现代的一些现象，比如《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说到的，费孝通在80年前就说了，乡村中出来的人，因为观念的变化，成了夹缝中的人，既回不到乡村，又难以在城市立足。春节接近尾声，正好把费老的观点拿来重提一下，如有谬误，欢迎指正。

一、熟人社会

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故而中国人有很多和土地有关的习俗，比如给远离故乡的游子带一包家乡的泥土，生病了用此土煮水。因为村落围绕着土地形成，聚集在一起居住的多为兄弟、堂兄弟，乡村以熟人为基础构建，和美国的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不一样，所以，“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是看着长大的，“熟人关系”自然而然成为生活的主流，比如到隔壁那条街的理发店去，不是因为他手艺多好，是因为爸妈也是那里理发的。乡土关系由熟悉而得到信任，在乡间，约束人们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人情，如果做了件不合时宜的事，会让家人在乡邻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比如乡下的男女多在20岁就相看、同居、结婚了，而25岁以上还没结婚的，自然要在过年回家承受异样的目光。

传统的乡村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背井离乡的人是很少的。择偶的对象，也以老实、可靠为主，介绍相亲的话，如果是个外来人士，多半先以怀疑的眼光盘问一圈，而如果有个介绍人做背书的，则大大减少了这种不安定感。如果夫妻吵架，大概也得叫上介绍人，人家不仅担负着介绍的责任，还担任着调解的职责，介绍费并不是好拿的，万一促成对怨偶，三天两头闹矛盾，介绍人更加烦扰不堪。

熟人社会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好处概在不花费气力，就可以建立起基本的交往圈，譬如xx的父亲曾经帮过我，故而两家的后代也继续交往；坏处在一丁点儿小事、小过都被反复提起，开裆裤时候的尿床经历，到了成年还被以玩笑的语气提起，当事人不免十分尴尬了。尤其在熟人圈子里，总有那么几个“别人家的孩子”，不如人家的，在这被比较、被压制的经历中长大，难免会十分不快。而且乡邻中总有几个不会眼色的愣头青，过年回到家，“赚多少钱”，这个在格子间里讳莫如深的话题，乡邻能十分轻易的问出口，其问的目的，又多半是为了显示自家当公务员的儿女，着实可恶。

二、家族团体

中国人所认为的团体，和西方人认为的团体是不一样的。譬如西方社会中，家庭作为一个团体，明确包括夫妻两个和他们的孩子，核心是夫妻关系，子女长大了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团体；而到了中国，这个家庭，可能包括祖辈、曾祖辈、兄弟，核心是亲子关系。中国人常说的“自家人”的范围是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对于非自家人被欺负了，大概属于听故事类型，听到或能掬一把同情的泪水，然而泪水结束就没有了；对于自家人被欺负了，那是必须同仇敌忾，撸起袖子干的，不然不能表示这是一家子的。费老表示，“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所以过年作为不常见面的亲戚们走访往来的重要节日，也成了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了。

在中国的家族观念中，堂和表有所差异，比如宝玉劝黛玉说，她是姑表，比薛宝钗的姨表关系更亲，盖因中国父系的亲属关系更为紧密，所谓的五世同堂，指的都是父系亲属。而富贵时候，贾家大观园中，姑表、姨表、拉得上亲戚关系的，都可以住着，而一旦大树倒塌，只有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凡是“自家人”，都不是外人，比如王熙凤办事，可以找她的舅舅王子腾，贾王史薛都是姻亲，同气连枝。

近现代来说，到外地，往往也须找到本地的会馆、同乡会，有了事情，有人可以帮助。这个时候，就不拘泥于亲属关系了，凡是沾亲带故的，同姓的，都能拉的上边，也就是为了让对方视为“自家人”。中国人是“帮亲不帮理”的，毕竟自己人以后还需要交往，低头不见抬头见，碍于面子也得帮忙。

现代的社区，如果不是老社区拆迁过来的，也是个陌生人的社会，社区中人关系的建立，相当于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人口的流动性，也使得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关系的回报更不确定。这样的情况下，同乡、同学、亲戚作为有保障、知根知底的交往，也被视为一个重要关系了。

三、私和公

我们对私和公的划法，费老解释的很好：“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我们的社会关系是由自己开始引申开去的，牺牲其他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所以国人不是没有牺牲精神，而是奉献的对象并非国家，而是自己的团体。

中国人的社会范围是由己及人，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按说天下都是皇帝的，但皇帝也有公库和私库之分，有的皇帝都拿公库来填私库，这就是觉得天下也不是自己的了，那么对于其他人，更加没有为公的概念，凡是公有的地方，打扫都是没有人打扫的。骂人家贪污的，自己坐到那个位置，更加大贪而巨贪，普遍的标准是不发生作用的，于别人身上的共有规则，在自己身上，往往网开一面。就像那个很著名的寓言，叫农夫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捐牛，因为捐其他的都是虚假的，捐牛是真的。

相较而言，“西洋社会中的团体格局，来源于他们的宗教观念，这又构成他们的道德观念。”《冰与火之歌》有段很著名的守夜人的誓言：

“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将不娶妻、不封地、不生子。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我将尽忠职守，生死於斯。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我是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

这个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俗语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官为的都是封妻荫子，没有后代祭祀，没有香火传承，对中国人是最严重的罪过。

四、乡间的规则

乡间的规则，和法律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某某被老婆抓奸，惯例是女方的小舅子大舅子们过来，先骂一顿男的，再叫他做出许诺，不能再做这样的事，女方看在孩子份上也就多半原谅。如果女方有奸夫，男方殴伤奸夫，乡间也认为情有可原。乡民发生矛盾，也是有威望的乡老两边调停，多是各打五十大板，和个稀泥，两边又能安安稳稳过下去了。

不少乡镇有着原始的信用互助组织，建立在亲戚和熟人关系上，有的发展的规模还不小，而还钱上的约束，也是靠着乡亲的关系。说一个乡间特色的“随份子钱”，孩子满月、周岁、读大学，进新屋，红白喜事，都要请客，而客人也须随份子钱，主人一一记下，下回对方请客，回的钱要多一些，不然对方要暗骂你不晓事。小时候家乡随份子，五块十块都可以，现在亲密的亲戚随份子，动辄上千，而本地的平均工资也不过二三千。换到单位上，如果随份子的人离职了，自然有去无回，故而经验足的，要觑着对方以后交往的多寡，决定份子钱的多少。

五、婚姻和亲子关系

现代社会，即使孩子们过20岁了，因为房价高昂，生活不易，还要仰赖父母生活，更无从谈到自立了，很多婆媳上的矛盾，说是因为那“巨婴”的丈夫而起，其实是因为他不能自立，且中国传统是养儿防老的，老人也不希望孩子自立，这样新的小家庭是很难独立的。传统的夫妻关系，更像一个共同事业伙伴，主营业务是养育孩子，而做事业的团体里，私情是受排斥的。乡下的婚姻关系，并不像城市中，是小夫妻俩为主的，而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女方嫁到男方家，赡养老人，和男方合作抚养孩子们，在这个婚姻中，最不为考虑的就是爱情。比如说，婚姻的缔结为何要大宴宾客，昭告四方，盖因婚姻是亲属关系之外一个最主要的扩大社会联系的渠道，使夫妻间的联系加强。缔结了婚姻，“自己人”的圈子又纳入了新的一大家子。即使到现代社会，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也往往不如双方有合作关系的婚姻稳固，因为爱情终究会消亡，遇见新的人，也可发生新的爱情，问问父母那辈的人，婚姻存续的原因也大部分是习惯和亲情。

关于儿女，费老又言：“与其说，因为两性的爱好，所以愿意共同抚育儿女，倒不如说，因为要共同抚育儿女，两性间需要能持久的感情关联。”生育本身是损己利人的，因着养老的目标，生下来孩子，需要抚育和供养他，临盆的危险性虽大大减少，2017年的数据仍有19.6/10万，更兼哺乳的麻烦，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体现在传统中，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方负责赚钱养家，女方负责抚育幼儿。建国初期，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建立了不少保育院，也确实有很大成效。未来社会，如果女性能完全摒弃掉生育孩子的责任，比如由机器代劳，那么婚姻制度所存在的必要性，也许就消亡了。

中国人对孩子的态度，往往认为是私有的，“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难过。”故而有父亲认为儿子不肖，杀掉这儿子，而乡邻纷纷上书代之求情的。凡是见到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夸赞的，这是为了人家父母的面子，而到自己的孩子这儿，把自己未能达到的目标放到孩子身上，总是觉得不行、不好、不能够让人满意，而批评的多，夸赞的少。孩子既相当于父母的延伸，也就泯灭了自己的天性。

总结：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帮亲不帮理。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公有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夫妻的结合是为了事业，并不是为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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