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讨匪平乱，立言讲学，他的一生就是“知行合一”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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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因时代和社会变革，涌现出了许多的名人，而这些名人大家自身都具有传奇色彩，上有孔子这样的一代圣贤，下有曾国藩的治人治事。在这千年的传统文化熏陶下，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才，他就是提出“知行合一”的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

相传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祖母梦见穿着红色衣服的神人踩着云将孩子送来，抱到祖母的手上。梦醒时，祖母便听见了初生婴儿的啼哭，因此给他取名叫王云。然而直到5岁，王云还不会开口说话。有一天，王云碰上一位气度不凡的和尚，他摸摸王云的头，叹息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云”字泄露了天机。此后，王云的父亲便给他改名叫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也就叫王阳明。

从明朝建立之初，朝廷便开始奉行以宋儒程颢、程颐与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历代均以程朱理学的标准答案来选拔官员，在社会上重视礼法和伦理，压抑人的自然需求。然而到了十五世纪中期，也就是成化年间，政治、军事、经济及世风上都出现了危机。于是思想家们开始反思程朱理学是否真的有那么完美。王阳明本人及其所创立的心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心即理；二是知行合一，三是致良知。无论是在王阳明的有生之年还是后世的千百年来，他的心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以及日本的稻盛和夫等都对他推崇至极。

为何王阳明能在程朱理学当道的时代，独辟蹊径创立心学？而又为何王阳明本人及其心学能受到后世人的如此推崇？诚然，社会背景是一方面。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王阳明的一生都在践行他的学说“知行合一”。

何为“知行合一”，从王阳明本人的论述及后续提出的致良知来综合理解，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层，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真知必行”。知道和做到是统一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如果知道就能做到，否则不能算是知道。第二层，从后续发展的心学体系最为核心的致良知来理解，知可以理解为良知，一个人天生就有的根植于内心的道德，但是这个良知很可能受到蒙蔽未能发掘。知行合一就是要去关照自己的内心，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去做事，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虽然王阳明心学的发展有先后顺序，但是早在具体学说提出之前，王阳明就已经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知行合一的写照。

一、龙场悟道——绝境中仍怀有对世情的怜悯

王阳明所处的弘治年间一向被视为承平的治世，但是当时的官场仍有虚伪、因循守旧而不思进取、结党营私等陋习。在王阳明看来，这些都是隐患所在，必然会产生社会问题，所以他上疏言事，但并未得到弘治帝的重视。

之后到了正德元年，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因不满宦官刘瑾引导皇帝逸乐，请求驱逐刘瑾等人。但因为正德皇帝对刘瑾十分宠信，刘瑾在此斗争中反而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刘健不得不请求退休。这样的事又引起了言官们的不满，南京科道官戴铣上疏直谏，遭逮捕。此时的王阳明虽然只是个正六品的兵部主事，但他仍然上疏劝谏。这一行为直接遭到刘瑾的报复，王阳明先是被下诏狱，之后就被贬到了贵州龙场驿去做驿丞小官。

龙场在贵州西北偏僻的山林里，荆棘丛生，蛇鼠虫害频发，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而且王阳明初到龙场，直接面临水土不适以及与当地人语言不通的窘境。对于出生官宦人家，从小生活富足的王阳明来说，这样的恶劣环境不得不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挑战，而且政治上的前途看起来也已经十分渺茫。王阳明为了克服对生死的计较，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个石棺。但是因为王阳明的内心仍然怀着对世情的怜悯，这样的绝境并没有让他心如死灰。

随王阳明一起来的仆人一个个病倒，王阳明并不以此为拖累，而是身体力行，打柴、挑水、做饭，照顾自己，同时也反过来照顾仆人。仆人们身处蛮荒、疾病缠绕，个个心情抑郁，王阳明就创作家乡的越曲，在曲中插科打诨，仆人们渐渐跟着高兴起来。而王阳明也在这样的事件中体悟到一个人快乐或者忧愁，并不由外在事物决定，而是在于自己的内心。与朱熹所主张的“求理于事物者”的思想相反，王阳明提出人应该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理，“心即理”的体系学说由此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其实一直在运用知行合一的理念。遭贬之前，他本可以用“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六品官员”这样的借口给自己开脱，不必上疏谏言，也就不会惹祸上身。然而内在的良知指引他做出上疏谏言的举动，他的行为遵照了自己的良知。到龙场后，他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不忘世情，这样的觉察让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去振作起来、用自己的行动去鼓舞仆人，把道理化在行动里。最终，对知行合一的践行，让他在危境之中顿悟“心即理”，心灵释放的同时也让他的生活环境开始得到改观。而这也让王阳明在程朱理学当道的时代，开始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圣贤之路。

二、讨匪平乱——更认真自觉地投身社会事务

与世人眼中离群索居、苦思冥想的思想家不同，王阳明是一个很认真、很自觉地投入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人。他认为只知道冥想，只知道修养自知的话，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一定能立得住，他主张所有的思想必须在事务上得到磨炼。这也是他知行合一理念的体现。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我们看到的王阳明不仅仅在哲学、思想上是一个大家，同时也是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王阳明在任庐陵知县时抓到过一个大盗，大盗摆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要杀要剐随便，道德廉耻之话少说。”王阳明说：“好热，把外衣脱了，我们再聊。”大盗说：“脱就脱！”过了一会，王阳明说：“实在是热，把内衣也脱了吧!”大盗说：“光膀子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又过了一会，王阳明说：“把内裤也脱了吧，一丝不挂更自在。”大盗赶紧摇头：“使不得！使不得！”王阳明说：“你死都不怕，却怕一条内裤，说明有廉耻之心啊，我是可以跟你讲道德廉耻的！”大盗折服，乖乖认罪伏法。

这则趣事让我们看到王阳明在从政做官期间是如何将自己的心学运用进去的。

当时的明朝各地频频爆发匪乱，王阳明在正德十一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负责镇压赣南、闽西山区的匪乱。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也充分利用了人心，在他到任后，得知官府中有不少人被盗贼收买，成为盗贼的耳目。于是他开始暗中调查，并抓到了“内贼”。在内忧解决之后，接着让内贼戴罪立功，去盗贼之中打探情报，逐个击破这些自立山头的匪帮。同时王阳明认为，匪之所以为匪，是心中的良知未被发掘，他没有将这些所谓的匪赶尽杀绝，而是在收复一些营寨后奏请朝廷招安叛匪。到正德十三年底，赣南一带带匪乱基本平定，解决了大明王朝数十年的心腹之患。

当然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不得不提的还有另一件大功，就是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叛乱发动之时，王阳明的手中并无兵可用。于是根据多年的经验，王阳明再一次运用了“心战”，空城计、反间计的运用把宁王的拖延在南昌十几天，而趁这些时间，王阳明集结了七八万兵力。接着使用调虎离山计、攻心计彻底将叛军击破，从叛乱发动到平定，前后仅用了四十三天的时间。

一个能去践行自己的学说，并且实打实地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开始被人们所敬服。可以说王阳明本身能做到“知行合一”很大程度上成为王阳明及其心学能受当时民众敬仰以及后世推崇的重要原因。

三、立言讲学——治心才是根本手段

对军事行动的亲身参与，让王阳明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平定匪乱，立下赫赫战功，并没有让王阳明感到满足。在匪乱平定之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平山中贼易，平心中贼难”。他终究认为这样的军事手段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因此他又开始投身兴办书院、讲学，希望通过教化让民众发掘内心本就存在的良知，根据良知去行动，就不会再有“贼”之说了。

但是在这期间，王阳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做事、讲学并举，两者皆不疏忽。王阳明有个弟子是做官的，他有心学习知行合一的学问，但是他平时公务繁忙，担心学不好，于是问王阳明应该如何取舍。王阳明笑着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抛下公务来听我讲学呢？我的学问是行的学问，需要在事上磨炼才行。你在断案的时候，面对犯人，不会因为他的无礼而愠怒，不会因为他的讨好而开心，不会因为他的恳求而失去主见，不会因为自己事情庞杂而敷衍了事，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所思所想，时刻纠正，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在希望教化民众的初心指引下，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八月回到绍兴，接着就开始提出他的核心命题：致良知。他认为一些人表现得没有良知，其实不是他们的内心没有良知，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良知而已。而讲学就是让没有发现良知的人去发现良知。在这段时间，王阳明的思想得到了迅速的传播，门徒也越来越广。在全国各地，其门人开始成立书院，邀请王阳明讲学。王阳明本人在绍兴故居拓地筑楼，亲自接引学者。而王阳明的语录、讲学书信等也被其门人收录在《传习录》中。《传习录》中这样记载王阳明讲学的盛况：“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迎来送往，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

嘉靖七年，刚刚平定思田之乱的王阳明在江西境内的一处码头病逝。临终前，身旁的弟子问王阳明：“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泰然回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的确，回看王阳明的一生，从少时立志做圣贤开始，就一直在行动的路上不曾停歇，一生遵照内心的良知做事，不辜负自己，不辜负社会，这样的人生又有何憾可言。这种知与行的统一，让王阳明能创立自己的心学，而对心学的不断实践，又让王阳明的思想影响更为深刻，世世代代传至如今，甚至名贯中外。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道理我都懂，但是……”，那这样的道理就不能算懂得，知道与做到之间没有形成统一，无疑增添了几分无力感。而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告诉我们在事上去磨练，不断地观照内心，去行动。这就指引了我们去反复咀嚼，去贯彻真理，把事物规律内化于心，让自己的人生及处事光明豁达，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