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妈

AI广告陷阱:OpenAI研究员的辞职警示

源自新浪微博:瘦驼

02-15 11:44

OpenAI前研究员Zoë Hitzig因公司测试广告而辞职,警告ChatGPT可能利用用户私密数据操纵行为,重蹈Facebook覆辙。此文揭示了AI盈利模式下的隐私危机,并提供替代方案,值得深思。

AI广告陷阱:OpenAI研究员的辞职警示智能速览

  • OpenAI开始在ChatGPT上测试广告,引发研究员辞职抗议。

  • 用户向AI袒露私密想法,广告可能深度操纵行为。

  • Facebook历史显示,广告模式会侵蚀数据隐私承诺。

  • 当前AI高级订阅月费高达250美元,远超Netflix。

  • 提出交叉补贴、独立治理和数据信托三种解决方案。

AI广告陷阱:OpenAI研究员的辞职警示精华内容

Zoë Hitzig的辞职信直指AI广告的核心风险:当AI成为盈利工具,用户隐私如何自保?以下深入剖析这一警示及其启示。

辞职导火索

Zoë Hitzig曾担任OpenAI研究员两年,参与模型构建和安全政策制定。本周OpenAI启动ChatGPT广告测试,促使她辞职。

Hitzig指出,广告本身不违伦理,但OpenAI策略令人担忧。用户长期积累的坦诚档案库,源于对AI无目的性的信任,人们倾诉医疗恐惧、人际关系等私密内容。

广告投放可能以未知方式操纵用户,这违背了她加入时应对AI问题的初衷。

广告风险

ChatGPT用户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私密数据,包括对疾病和信仰的深入讨论。基于这些档案的广告,可能利用恐惧和欲望推销产品。

OpenAI承诺广告会清晰标注、不影响回答,但Hitzig担心经济引擎会驱动规则违背。用户参与度优化已显现,模型被指更奉承谄媚,加剧依赖风险。

案例显示,聊天机器人已导致精神科问题,甚至引发自杀念头,凸显潜在危害。

历史借鉴

Facebook初期承诺用户控制数据和政策投票权,但广告压力下逐渐瓦解。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隐私变更反而泄露用户信息。

OpenAI原则禁止为广告优化参与度,但报道显示公司已优化日活用户数。这预示着Facebook式滑坡:用户参与度优先,隐私承诺失效。

历史教训表明,广告模式会腐蚀治理,需警惕OpenAI重蹈覆辙。

盈利困境

AI运行成本高,广告被视为收入来源。但高级订阅服务月费达200-250美元,是Netflix标准订阅的10倍以上,限制了普及性。

Anthropic的Claude拒绝广告,但周活用户仅数千万,远低于ChatGPT的8亿。这揭示两难:要么工具只服务富人,要么接受广告风险。

Hitzig认为这是伪命题,需创新机制平衡可及性与伦理。

替代方案

第一种是交叉补贴:企业为高价值AI劳动付费,附加费补贴免费用户。借鉴电信基金,如美国FCC要求运营商捐款确保低收入家庭宽带可及。

第二种是独立治理:建立具约束力的监督委员会,由专家和用户代表组成,类似德国企业员工监事会或Meta监督委员会。

第三种是数据信托:用户数据由合作社管理,如瑞士Midata平台,成员制定政策并伦理审查访问申请。

未来挑战

这些方案实施不易,但有时间探索。必须避免两种极端:技术免费操纵用户,或只惠及少数富人。

Hitzig呼吁行业结合方法,设计既普及又防操纵的机制。用户数据滥用风险加剧,魏则西式悲剧可能重演。

行动窗口存在,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协作,确保AI服务不牺牲隐私。

Hitzig的警示提醒我们,AI发展不能以牺牲用户隐私为代价。通过创新机制平衡普及与伦理,我们才能避免技术成为操纵工具。如何构建更健康的AI生态,值得每个人深思。

AI广告陷阱:OpenAI研究员的辞职警示关键评论

  • 这个文章提出了非常严峻且迫在眉睫的警告:AI绝对不能用于特定用户广告推送!

  • 要这么说的话,瘦驼老师你得感谢老天有眼,好歹不是百度先搞出来。

  • 说一个眼前的担忧:公司逐渐流行在会议用某AI录音并生成纪要。

  • 太可怕了。很多人把ChatGPT当医生。

  • 不要和AI交朋友。

精选参考来源

人人都会是魏则西。最近各种AI公司的高管的频繁人事变动经常会出现在一闪而过的新闻推送里。希齐格的辞职,应该都不会出现在这里面,她只是OpenAI的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但是她的辞职信,还是上了新乡时报,虽然,依然就像很多科技媒体在转发这个消息说的一样,“大概没人把她的警告当回事”。什么警告呢?因为chat集屁屉开始打广告了。也就是那个你对它掏心掏肺,把你的工作生活情感甚至最阴暗角落都倒给它的“他或者她”,而它,会精准的收割你,甚至毁了你。当然这也没啥新鲜事,这一波人工智能的热潮,也就是发端自二十年前的亚马逊的“猜你感兴趣”的推荐算法。所以啊。不是AI不行,还是人不行。下面把希齐格在新乡时报的文章发给大家。虽然也没人看。OpenAI正在重蹈Facebook的覆辙。所以我辞职。佐伊·希齐格(Zoë Hitzig)希齐格女士曾是 OpenAI 的研究员。本周,OpenAI 开始在ChatGPT上测试广告。我也从该公司辞职了,此前我担任研究员两年,参与制定人工智能模型的构建和定价方式,并在标准最终确定之前指导早期安全政策的制定。我曾相信自己可以帮助人工智能开发者们提前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本周的种种经历证实了我之前的逐渐觉悟:OpenAI 似乎已经不再追问那些我当初加入时想要帮助解答的问题了。我不认为广告本身是不道德或不合伦理的。人工智能运行成本很高,广告可以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我对OpenAI的策略深表保留意见。多年来,ChatGPT 用户积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用户坦诚档案库,部分原因是人们相信他们是在与一个没有其他目的的程序对话。用户与一个能够自适应对话的语音互动,并向其袒露了自己最私密的想法。人们向聊天机器人倾诉他们的医疗恐惧、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对上帝和来世的信仰。基于这些档案库的广告投放,有可能以我们目前尚不具备理解甚至预防的方式操纵用户。许多人将人工智能的资金问题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么将变革性技术的使用权限制在少数富裕人群,要么接受广告,即便这意味着利用用户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欲望来推销产品。我认为这是一种伪命题。科技公司可以寻求其他方案,既能保证这些工具的广泛普及,又能限制任何公司监视、分析和操纵用户的动机。OpenAI 表示,它将遵循一定的原则在 ChatGPT 上投放广告:广告会清晰标注,出现在答案底部,并且不会影响用户的回答。我相信第一版广告很可能会遵循这些原则。但我担心后续版本不会,因为该公司正在构建一个经济引擎,这会产生强大的动机去违背自身的规则。(《纽约时报》已就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侵犯版权一事起诉OpenAI。OpenAI 否认了这些指控。)在创业初期,Facebook承诺用户将掌控自己的数据,并能对政策变更进行投票。但这些承诺逐渐瓦解。该公司取消了就政策进行公开投票的机制。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那些标榜赋予用户更多数据控制权的隐私变更,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反而将用户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众。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以用户参与度为首要目标的广告模式的压力下逐渐发生的。OpenAI 旨在最大化用户参与度的原则可能已经开始遭到侵蚀。公司原则禁止仅仅为了增加广告收入而优化用户参与度,但据报道,该公司实际上已经对日活跃用户数进行了优化,很可能是通过鼓励模型更加奉承和谄媚来实现的。这种优化可能会让用户在生活中更加依赖人工智能。我们已经目睹了这种依赖的后果,包括精神科医生记录的聊天机器人精神病病例,以及ChatGPT被指控加剧了部分用户的自杀念头。不过,广告收入可以确保最强大的AI工具不会仅仅只提供给付费用户。诚然,Anthropic声称永远不会在Claude上投放广告,但Claude的每周活跃用户数远不及ChatGPT的8亿,其盈利模式也截然不同。此外,ChatGPT、Gemini和Claude的高级订阅服务现在每月收费200至250美元——这相当于Netflix标准订阅费用的十倍以上,而这仅仅是一款软件的价格。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投放广告,而在于我们能否设计出既能避免将人们排除在这些工具之外,又能避免潜在地操纵消费者行为的机制。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一种方法是明确的交叉补贴——利用一项服务或客户群的利润来抵消另一项服务的亏损。例如,如果一家企业付费让人工智能大规模地完成原本由人类员工完成的高价值劳动——比如,房地产平台使用人工智能撰写房源信息或估值报告——那么它也应该支付一笔附加费,用于补贴其他用户免费或低成本使用该服务。这种方法借鉴了我们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做法。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电信运营商向一项基金捐款,以确保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电话和宽带服务。许多州在电费账单中加收公共福利费,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第二种选择是接受广告,但同时辅以真正的治理——不是一篇罗列原则的博客文章,而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架构,对个人数据的使用进行独立监督。这方面已有部分先例。德国的共同决策法要求西门子和大众等大型公司给予员工监事会至多一半的席位,这表明在私营公司中,正式的利益相关者代表制可以成为强制性要求。Meta 必须遵守其监督委员会发布的内容审核裁决,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独立机构(尽管其有效性一直备受诟病)。人工智能行业需要的是这些方法的结合——一个由独立专家和数据主体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哪些对话数据可以用于定向广告、哪些内容算作实质性政策变更以及告知用户哪些信息具有约束力的权威性。第三种方法是将用户数据置于独立控制之下,通过信托或合作社进行管理,并赋予其维护用户利益的法律义务。例如,瑞士合作社Midata允许成员将健康数据存储在加密平台上,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与研究人员共享。Midata的成员在全体大会上制定政策,并由他们选举产生的伦理委员会审查研究数据访问申请。这些选择都不容易。但我们仍有时间仔细研究,以避免我最担心的两种结果:一种是技术可以免费操纵用户,另一种是技术只让少数有能力使用的人受益。
内容由AI生成

精选参考来源

人人都会是魏则西。最近各种AI公司的高管的频繁人事变动经常会出现在一闪而过的新闻推送里。希齐格的辞职,应该都不会出现在这里面,她只是OpenAI的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但是她的辞职信,还是上了新乡时报,虽然,依然就像很多科技媒体在转发这个消息说的一样,“大概没人把她的警告当回事”。什么警告呢?因为chat集屁屉开始打广告了。也就是那个你对它掏心掏肺,把你的工作生活情感甚至最阴暗角落都倒给它的“他或者她”,而它,会精准的收割你,甚至毁了你。当然这也没啥新鲜事,这一波人工智能的热潮,也就是发端自二十年前的亚马逊的“猜你感兴趣”的推荐算法。所以啊。不是AI不行,还是人不行。下面把希齐格在新乡时报的文章发给大家。虽然也没人看。OpenAI正在重蹈Facebook的覆辙。所以我辞职。佐伊·希齐格(Zoë Hitzig)希齐格女士曾是 OpenAI 的研究员。本周,OpenAI 开始在ChatGPT上测试广告。我也从该公司辞职了,此前我担任研究员两年,参与制定人工智能模型的构建和定价方式,并在标准最终确定之前指导早期安全政策的制定。我曾相信自己可以帮助人工智能开发者们提前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本周的种种经历证实了我之前的逐渐觉悟:OpenAI 似乎已经不再追问那些我当初加入时想要帮助解答的问题了。我不认为广告本身是不道德或不合伦理的。人工智能运行成本很高,广告可以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我对OpenAI的策略深表保留意见。多年来,ChatGPT 用户积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用户坦诚档案库,部分原因是人们相信他们是在与一个没有其他目的的程序对话。用户与一个能够自适应对话的语音互动,并向其袒露了自己最私密的想法。人们向聊天机器人倾诉他们的医疗恐惧、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对上帝和来世的信仰。基于这些档案库的广告投放,有可能以我们目前尚不具备理解甚至预防的方式操纵用户。许多人将人工智能的资金问题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么将变革性技术的使用权限制在少数富裕人群,要么接受广告,即便这意味着利用用户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欲望来推销产品。我认为这是一种伪命题。科技公司可以寻求其他方案,既能保证这些工具的广泛普及,又能限制任何公司监视、分析和操纵用户的动机。OpenAI 表示,它将遵循一定的原则在 ChatGPT 上投放广告:广告会清晰标注,出现在答案底部,并且不会影响用户的回答。我相信第一版广告很可能会遵循这些原则。但我担心后续版本不会,因为该公司正在构建一个经济引擎,这会产生强大的动机去违背自身的规则。(《纽约时报》已就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侵犯版权一事起诉OpenAI。OpenAI 否认了这些指控。)在创业初期,Facebook承诺用户将掌控自己的数据,并能对政策变更进行投票。但这些承诺逐渐瓦解。该公司取消了就政策进行公开投票的机制。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那些标榜赋予用户更多数据控制权的隐私变更,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反而将用户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众。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以用户参与度为首要目标的广告模式的压力下逐渐发生的。OpenAI 旨在最大化用户参与度的原则可能已经开始遭到侵蚀。公司原则禁止仅仅为了增加广告收入而优化用户参与度,但据报道,该公司实际上已经对日活跃用户数进行了优化,很可能是通过鼓励模型更加奉承和谄媚来实现的。这种优化可能会让用户在生活中更加依赖人工智能。我们已经目睹了这种依赖的后果,包括精神科医生记录的聊天机器人精神病病例,以及ChatGPT被指控加剧了部分用户的自杀念头。不过,广告收入可以确保最强大的AI工具不会仅仅只提供给付费用户。诚然,Anthropic声称永远不会在Claude上投放广告,但Claude的每周活跃用户数远不及ChatGPT的8亿,其盈利模式也截然不同。此外,ChatGPT、Gemini和Claude的高级订阅服务现在每月收费200至250美元——这相当于Netflix标准订阅费用的十倍以上,而这仅仅是一款软件的价格。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投放广告,而在于我们能否设计出既能避免将人们排除在这些工具之外,又能避免潜在地操纵消费者行为的机制。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一种方法是明确的交叉补贴——利用一项服务或客户群的利润来抵消另一项服务的亏损。例如,如果一家企业付费让人工智能大规模地完成原本由人类员工完成的高价值劳动——比如,房地产平台使用人工智能撰写房源信息或估值报告——那么它也应该支付一笔附加费,用于补贴其他用户免费或低成本使用该服务。这种方法借鉴了我们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做法。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电信运营商向一项基金捐款,以确保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电话和宽带服务。许多州在电费账单中加收公共福利费,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第二种选择是接受广告,但同时辅以真正的治理——不是一篇罗列原则的博客文章,而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架构,对个人数据的使用进行独立监督。这方面已有部分先例。德国的共同决策法要求西门子和大众等大型公司给予员工监事会至多一半的席位,这表明在私营公司中,正式的利益相关者代表制可以成为强制性要求。Meta 必须遵守其监督委员会发布的内容审核裁决,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独立机构(尽管其有效性一直备受诟病)。人工智能行业需要的是这些方法的结合——一个由独立专家和数据主体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哪些对话数据可以用于定向广告、哪些内容算作实质性政策变更以及告知用户哪些信息具有约束力的权威性。第三种方法是将用户数据置于独立控制之下,通过信托或合作社进行管理,并赋予其维护用户利益的法律义务。例如,瑞士合作社Midata允许成员将健康数据存储在加密平台上,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与研究人员共享。Midata的成员在全体大会上制定政策,并由他们选举产生的伦理委员会审查研究数据访问申请。这些选择都不容易。但我们仍有时间仔细研究,以避免我最担心的两种结果:一种是技术可以免费操纵用户,另一种是技术只让少数有能力使用的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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