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童癖逃犯vs电影大师，争议的和分裂的

电影大师、才华横溢、性犯罪者、恋童癖、逃犯、离奇命案、苦难叠生......

“波兰斯基”四个字就是争议本身。

每一次他有新片上映，他一生经历的往事与争议就要被拿出来讲一遍，经目光再观瞻一遍，经口舌再讨论一遍。

这一次，是新片[我控诉]。

可以想见，[我控诉]带来的争议可能会比他以往所有电影的争议都大。因为从电影名字到电影内容，某种意义也是他自身的“我控诉”。

[我控诉]豆瓣和IMDB评分都是7.3

[我控诉]走哪儿都带去一片飞沙走石。

它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大奖，美国《综艺》称波兰斯基的强行影射是“无耻下流”。

新片在巴黎首映当天，大批法国女性包围了巴黎champo电影院，她们举着标语牌、将海报涂上侮辱性字眼，在影院旁积极抗议。

不久前的凯撒奖颁奖礼上，除了场外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

场内，当宣布[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奖时，[燃烧女子的肖像]主创瑟琳·席安玛、阿黛拉·哈内尔等人愤而退场，以示不满。

银幕下激愤的人群抗议活动，似乎和银幕上、电影中民众的愤怒彼此交错起来，显得有那么些微妙。

[我控诉]控诉了什么呢？还得从电影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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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事件改编，片中所有人物与情节均真实存在」。

电影开篇，是阴云密布下的埃菲尔铁塔广场，士兵们整齐划一，长官公开宣布：

一名名叫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的犹太裔法国军官，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流放，剥夺军籍。

随后，在广场之上，他被当众一件件剥夺军衔和佩剑，作为一种对军人的公开羞辱方式。

“他们冤枉了一个无辜的人！”德雷福斯大声抗议，场外的围观群众则高呼着“去死吧叛徒！”“犹太佬去死吧！”声势浩大。

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德雷福斯案」是法国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一起冤假错案。

以当时引起社会反响的程度而言，不亚于这个时代的“波兰斯基性侵案”或是“韦恩斯坦案”。

当时，正是德法关系紧张之际，通过安插在德国大使馆的间谍，法国情报部门秘密获得了一封对德的投诚信，其中泄露了部分军事机密。

在经过简单的调查后，身为犹太人的德雷福斯被当做罪犯，逮捕受刑。

这也是电影开篇的由来。

之后，[我控诉]并没有把重点聚焦在被冤枉的德雷福斯本人身上，而是通过新任情报部长皮卡尔的视角，一步步揭开真相的幕布。

皮卡尔其实很容易就获得了足以推翻审判结果的证据，只是，没有人在乎。

他的长官们不在乎：别管这个事了，军队的名声更重要。

愤怒的民众们不在乎：他是犹太人，那他就是法国的敌人，是投敌者。

在当时法国国内浓厚的排犹风气之下，人们天然仇视犹太人。为了抵制案件重审，愤怒的人群焚烧掉为德雷福斯说话的报纸，甚至往犹太人住所投掷石块。

舆论迅速发酵，整个社会分裂成了两派：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

而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断为案件奔波，坚决追寻真相的皮卡尔受到军内排挤，被几次外派差点丢了性命。

在报纸上写作《我控诉！》一文抨击军队、政府、法庭腐败的著名大作家左拉，随后被法院判作“诽谤罪”，被迫逃亡英国。

最后的结果，是经过了十多年之后，几经波折，德雷福斯才被平反。

[我控诉]中呈现的「德雷福斯案」，颇有些加缪《局外人》的意味。

在法庭上，里面有句台词说：“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真相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和想象，反而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

加缪的《局外人》里，被审判的默尔索同样虽作为当事人，却是荒诞地被置于整个司法框架外。

人们不在乎案件的事实细节、来龙去脉，倒更感兴趣默尔索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花边。里面有句话说：

「这就是这场审讯的形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

可以想象，波兰斯基为什么在风口浪尖，仍然坚持要拍这个故事。银幕上，德雷福斯在受民意的“审判”，“公众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

银幕下，因为40多年前的一起幼女性侵案件，波兰斯基同样摆脱不了汹涌的民意“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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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很长时间，波兰斯基的名字经常和两类评价联系在一起：第一种是私生活的“恶魔”；另一种是脆弱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前者，美国媒体很喜欢，花边小报永远都喜欢写他当年如何犯下性侵案，又如何逃跑云云。

后者，法国媒体很喜欢，因为法国向来自诩艺术家的圣地，他们以自身文化的包容性而骄傲。

加诸在波兰斯基这个人身上的，总是无数赞美和丑闻词汇矛盾的共存。

可以说，很难再找到像他这么一生和悲剧与争议如影随形的人。

幼年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母亲却死在集中营。这段经历细微处可见[钢琴家]。

后来到了美国，成为一名成功的电影导演，他收获美丽的爱情，孕中的妻子却死于曼森家族的狂热谋杀。昆汀的[好莱坞往事]有对这段历史的重演。

波兰斯基和妻子莎朗·塔特

而从1977年开始，波兰斯基的人生又有了另一种转向。

直到现在，「性侵丑闻」仍然是伴随着这个人最著名的标签。

那一年，在一次模特拍摄后，他被控性侵了一个13岁的女孩萨曼莎·盖莫。

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审讯之后，波兰斯基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下半生的决定：

1978年2月，他驾车去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买了一张去往欧洲的单程票，从此一去不返。

逃离美国，他在法国开始了新生活，接着拍摄新的电影。

法国人民很爱他。宽松的法国或者说欧洲文化，对波兰斯基来说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是在“MeToo”和后“MeToo”时代的当下。

一个对照。“MeToo”运动爆发后，奥斯卡奖评选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迅速将波兰斯基除名在外。

而当下法国的凯撒奖，即使饱受争议，还是将最佳导演的奖项恭敬递上了。

但波兰斯基获奖带来的巨大争议，某种意义上，也重新分裂了法国电影圈。

这种分裂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像当年的「德雷福斯案」，据说最激烈的时候，“挺德派”和“反德派”(指德雷福斯)一见面就互相掐架，在酒馆喝点小酒，出门就大打出手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今的“挺波派”和“反波派”(指波兰斯基)，大概也只能在豆瓣互打5星和打1星来掐架了。

不过，处于风口浪尖的德雷福斯和波兰斯基，倒也有些相似之处。

他们同样是犹太人，同样在案件的审讯流程上颇有争议，同样地要接受汹涌民意的“审判”。

在采访中，波兰斯基也曾说过，[我控诉]某种程度上映照了他自己被定罪的那段经历：

我的作品不是解药。不过我必须承认，电影里出现的那些迫害行为我都很熟悉，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至于这段审讯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女导演玛琳娜·泽诺维奇的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就提供了一个视角。

波兰斯基形容那一年的审判说“我就是个老鼠，被猫玩弄的老鼠。”他说的“猫”是媒体，也是法官。

在拍出黑暗诡异又大获成功的[罗斯玛丽的婴儿]之后，再加上妻子被邪教残忍杀害的血腥过往，美国小报就喜欢将他塑造成某种恶魔形象的代言人。

性侵事件一旦发生，他立刻被媒体和民意的狂潮深深淹没，本应秉承的司法独立(于民意)也并未完全做到，法官在摇摆中几度改变主意。

这也成了波兰斯基踏上逃亡路的原因(他听闻法官将推翻已达成的辩诉交易，重新判他入狱)。

波兰斯基或许曾受到过司法系统不公正的对待，或许没有。

毕竟当年的法官早已离世，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也只能提供其中的某一个视角罢了。

但不知波兰斯基是否想过，他的案件和「德雷福斯案」又完全不同。

即使承认，他们同样遭受过司法暴政，但德雷福斯从始至终都是完全清白而受冤枉的。

而波兰斯基案，无论如何辩护，都不能否认，他和一个13岁女孩发生性关系的事实。

这个意义上，也难怪《综艺》说波兰斯基的影射和夹带私货是“无耻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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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又要回到那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道德与艺术的争议，要如何看待？

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时代真的不同了。

波兰斯基这些年的境遇，一直在随着社会环境和舆论的变迁而改变。如果只看当下，还没有实感，如果回到十年前呢？

今天，抗议人群在会场周围举着“波兰斯基强奸犯”、“我们相信受害者”、“无法宽恕”等标语牌。

在十年前，抗议人群举着的标语牌，却写着“释放波兰斯基”、“逮捕波兰斯基是瑞士的耻辱”。

2009年，波兰斯基现身参加瑞士的苏黎世电影节，他本要在这次电影节上领取导演终身成就奖。

结果，当他一出现在瑞士机场，当即被捕。瑞士警方称，在波兰斯基抵达之前，他们已收到了美方发来的通缉令。

波兰斯基的被捕，在电影圈引起了极大震荡。

苏黎世电影节组委会立刻在官网声明对此事感到“震惊和耻辱”。大批影迷聚集在场地周围，手举要求释放波兰斯基的标语，持续抗议。

由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牵头，包括阿莫多瓦、蒂尔达·斯文顿、艾玛·汤普森、文德斯、王家卫、韦斯·安德森、马丁·斯科塞斯等一百多位电影人在内的业内领袖，签署了一封要求立即释放波兰斯基的请愿书。

事实上，当2003年波兰斯基凭借[钢琴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时，台下的每一个好莱坞明星都送上了热烈掌声(波兰斯基当然并未出席)。

2017年，当好莱坞大亨韦恩斯坦爆发出一连串的性丑闻事件后，遍及全世界的反性骚扰运动“MeToo”开始了。

对波兰斯基新的指控也开始出现。

法国女演员瓦伦丁·蒙尼尔发声，说波兰斯基在1975年性侵了她，当时她只有18岁。此外，还有数位女性站出来，指控在幼年曾遭受过波兰斯基性侵。

波兰斯基全数否认了。

波兰斯基和金斯基在一起时，金斯基也只有15岁

但争议从来没有消失。当年，瑞士警方迫于压力最终释放了波兰斯基。

而今，有《卫报》记者想要重新采访当年在请愿书上签字的电影人，无人敢于回应。

[我控诉]中，十多年后德雷福斯从狱中回归，有一句台词说：“时过境迁，局面已经变了”。

这话放在当下，对波兰斯基的处境，倒也即为合适。

艺术家的私德和作品真的能分开吗？

想起三岛由纪夫一个好玩的后现代比喻：“我是诗人，摘去画皮就是俗人，再摘去画皮是诗人，再摘去画皮还是俗人。”

私德和作品，常常是如影传形，如镜示相。谈论艺术的归艺术，人品的归人品，总是天真而理想主义的。

至少在评论具有为自己辩护色彩的[我控诉]时，它们很难真正切分。

网友作品，德雷福斯vs波兰斯基

况且，私德与作品分离的评价标准，又常常属于男性特权。

人们一谈到女艺术家，总爱首先谈论她们私生活如何如何。到了男人那边，才有了什么艺术的归艺术，人品的归人品。

在后“MeToo”时代的当下，人们对波兰斯基案的看法，早已远超一个个案评论。它本身更像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

早前，负责颁发凯撒奖的主办方说，他们并没有彰显道德姿态的义务。

但在主管性别平等事务的法国国务委员席亚帕看来，[我控诉]的提名和获奖只能说明，电影行业就性歧视和性暴力的革命远远没有完成。

备受质疑的凯撒奖，即将迎来改革的时刻。

主办方在声明中说，此届恺撒奖落幕，颁奖委员会全体委员将集体辞职，迎来重新选举。他们也将在投票机制中实现性别平等(此前男女比为65比35)。

这是在经过“MeToo”运动之后，斗争得来的女性主义发展成果。

[我控诉]的获奖可以愤怒，但并不会改变未来什么。

参考资料：

[1]波兰斯基获恺撒奖引发大型抗议，“米兔”时代的世界电影，新京报网，2020.3.1

[2]What does Hollywood's reverence for child rapist Roman Polanski tell us? The Guardian，2018.6.30

[3]场刊最高分，波兰斯基新片"炸"了，时光网，2019.9.2

[4]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5]电影丨波兰斯基用他的电影说话了。谁在听？谁愿意听？南方人物周刊，2019.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