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歌手or带货主播?李嵩名作《货郎图》都藏着哪些“秘密”
这幅李嵩名作背后藏着的诸多谜团
历来受到关注,货郎究竟是谁、
要表现什么内涵、创作有何目的?
也许它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4月13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将举办“画琳琅-货郎图特展”,展览分为“画琳琅-货郎图”和“国宝-李嵩市担婴戏”两单元,分别介绍宋元明清的各式货郎图,以及南宋李嵩的《市担婴戏》(货郎图),呈现货郎作品的多元面向。
李嵩创作过多幅货郎图,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次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展出他这一题材代表作《市担婴戏》,全图描绘了老货郎挑担至村头,吸引妇女、儿童争购围观的热闹场面,表现了南宋时钱塘一带的风土人情。
“画琳琅-货郎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
卖货郎就像移动的百货商店,在没有超市、商场的古代成为了承载街巷乡野心愿和好心情的角色。每当听到拨浪鼓和吆喝声家中的孩子便簇拥着母亲出门寻找卖货郎的身影,看看这一次他又带来了哪些新玩意儿。
-“买来,买来,卖的是调搽宫粉麝香胭脂柏油灯草。”
-“你卖的是那几件儿物件,你数与我听。”
-“铜钗儿是鹦鹉,鑞鐶儿是金镀,缕带儿是串香新做,有这个锦裙襕法墨玢梳,更有这绣领戏绒线铺,翠绒花是金缕,符牌儿剪成人物,这个锦鹤袖砌的双鱼,更有那良工打就的纯刚剪……”
这是元杂剧《黄花峪》中,李逵扮做货郎寻访、营救被蔡衙内抢走的李幼奴时发生的一幕对话,可以从中看出真实的货郎叫卖的场景,而这一形式与旧时台湾流动商贩吆喝“话玲珑卖杂细”的乡村文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嵩《市担婴戏》背后隐藏的谜团历来都备受关注,货郎究竟是谁、要表现什么内涵、创作有何目的?也许它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通常认为,货郎就是带着百货杂物沿街叫卖的小贩,这一身份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他们来往城乡之间,或挑着货担或推着独轮车,贩卖日用杂物、蔬菜、儿童玩具等,辅以极具煽动力的叫卖声仿佛当时的带货主播,而画面本身也证实了这一点。
南宋 李嵩《市担婴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李嵩的《市担婴戏》中,货郎手摇着拨浪鼓,挑着满满一担杂物,上面有斧头、锯子、锄头、扫帚等工具,瓦罐、杯盏、木桶、针线包、扇子、灯笼、草帽等日用品,风筝、葫芦、弓箭等玩具,甚至还有油盐酱醋、鱼肉等,琳琅满目的杂货中有文字提示这些足足有“五百件”。
满担有趣杂货引来乡间孩童的好奇,蹦着跳着来到货郎身旁好奇地摸摸这个瞧瞧那个,就连妇女怀中的婴孩都禁不住回头看着眼前的新奇。
南宋 李嵩《市担婴戏》中的妇女与孩童
货郎担满载的新奇与趣味为平静的乡间生活带来了生机,同样热闹的场景出现在从宋元至明清的每一幅货郎图中。那么这些画中所绘主角是否就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呢?也许并不一定。
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御用监武英殿画士所画‘锦盆堆’,则名花杂果;或‘货郎担’,则百物杂陈;或将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词曲,选整套者分编题目,画成围屏,按节令安设。”
这里把“货郎担”和其他吉祥题材绘画并置,且明确提出“按节令安设”,表明货郎图也许并不是对于货郎这一职业或是卖货场景的写实描绘,而是节令绘画的一种,被赋予了更多远超画面本身的含义。这一说法薄松年在《宫廷节令画钩沉》一文中便给出了猜测。
既然画作本身是经过“包装”的,那么货郎其人的身份必然也不简单。黄小峰在《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一文中提出,李嵩《市担婴戏》中货郎的装备并不符合常规,按理说为方便走街串巷,担子两头应该是能够盛放货物的筐、箱等容器,而其中的货物也应该是收纳齐整可以在窄小的巷弄里穿行的。
但是李嵩作品中的货郎则是把货物平铺在上面,暂且不说能不能在人群中或是狭窄的地方通行,仅仅为阻止杂货从担子上掉下来大概都要极其谨慎吧?
南宋 李嵩《市担婴戏》货郎担局部
画面有违常理,再结合前文所说货郎图也许是节令绘画,便有人推测其真实身份并非生活中的货郎,而是扮演货郎以完成节庆表演的演员,这就不得不引出关于货郎的另一种形式——“货郎儿”。
“货郎儿”是流行于宋元时期的一种说唱形式,它起源于货郎的叫卖声。在以货郎为题材的不同绘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是货郎摇着拨浪鼓,这其实是作为一种信号告知大家“货郎来了”,当然,为提高吸引力免不了大声吆喝以全面准确地传达这次带来了哪些杂货,而这种吆喝后来便被加工为“货郎儿”或“货郎太平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演艺术。
南宋 李嵩《货郎图》货郎担局部
宋代的说唱音乐已进入成熟时期,当时大多都会在“瓦肆”、“勾栏”等固定的场所演出,但货郎儿的表演场所并不在勾栏瓦舍中,而是沿街挨家挨户表演,也会被邀请至家中专门表演,所以其形式是相对自由的。
到了元代这种表演形式已经颇具规模,其中“说唱货郎儿”后来被作为一种曲牌用于“元杂剧”和“散曲”之中,《货郎儿》的较高艺术形式是“转调货郎儿”,为区别则又称之为“九转货郎儿”。《水浒传》中就有提及到这种形式:
“当日无事,次日宋江置酒与燕青送行。众人看燕青时,打扮得村村朴朴,将一身花绣把衲袄包得不见,扮做山东货郎,腰里插著一把串鼓儿,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诸人看了都笑。
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一手捻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众人又笑。酒至半酣,燕青辞了众头领下山,过了金沙滩,取路往泰安州来。”
除了文学作品,绘画中同样有相应证据。同为这次展出的传苏汉臣所作《货郎图》中,一个背对画面的孩童穿着的“补子”绘有仙鹤,黄小峰指出这正是元宵节的象征。
传 苏汉臣《货郎图》补子局部
“补子”是明代开始出现的服饰部件,它的常见作用除了区分官阶外,便是用于宫中节庆时候的衣服装饰,在不同节令时穿不同图案。
仙鹤自宋代以来便是元宵节的代表符号之一,《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中提出:“在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瑞鹤图》的题记中,‘道君皇帝’徽宗向人们表明这个奇观正是发生在‘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也就是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日彩灯初上之时。”明代宫廷会在上元节举行大型的元宵庆典,如《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表现的各种百戏,“货郎担”便是其中之一。
而在《金瓶梅》对于元宵灯市的描绘中可见,杂戏人物灯中“货郎”灯也在其列,更印证了在明代“货郎”曾作为一种百戏杂剧表演的形式而存在。
到底是走街串巷的“带货主播”还是节庆表演的“说唱歌手”,要想搞清楚货郎的真实身份也许还需要从作品本身的性质进一步分析。
风俗画是以某个时代普遍的社会生活习俗为题材的绘画,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几乎不掺杂政治、宗教等主观因素,而是客观、真实地描绘社会生活场景。
从公私资料来看,习惯上都把李嵩的作品归为风俗画,如若作为此类了解则十分通俗易懂。画面将乡间货郎及赶来看热闹的妇女、孩童刻画得细腻生动,完整呈现了货郎在叫卖过程中的情形,故这一观点不再赘述。
而从一些研究文章来看,部分学者、专家猜测货郎图更像是类似于婴戏、百子等约定俗成的绘画题材,其中隐藏着很多吉祥寓意。梁庄爱伦(Ellen J. Laing)就曾注意到李嵩的《市担婴戏》有一些吉祥绘画的特点,同样的观点王树村也在说起苏汉臣的《货郎图》时提到过其具有民间年节绘画的性质。
南宋 李嵩《货郎图》北京故宫藏
从画面看,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都会收藏的三件李嵩货郎图中都有刚发新芽的柳树出现,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那一幅中则是寒梅,这两种植物都是正月元宵节的时令代表,正好符合前文提到的孩童衣服上“补子”对应的节令。
南宋 李嵩《货郎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除李嵩作品外,梅花在明代宫廷的《货郎图》中也是常出现的植物,除了对应元宵节外,同时也是富贵的象征。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货郎”部分的梅花
韩晟《货郎图》中的梅花
不仅是植物,货郎其人的不少细节也表明了这类作品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
黄小峰在文章中提出,李嵩《市担婴戏》“货郎担上斜插的竹枝中,有一根上面挂着一个球形物品,上面划着规则的菱形方块,下面还有花朵状之物。这很可能就是一个小巧的‘花灯’。在明代《货郎图》中也有这样的花灯,式样与大小都接近”,另外货郎担上还有多个类似当时妇女在元宵节作为头饰的灯球。
花灯在元宵节传统习俗中的地位无需多言,那么这些点缀在货郎担上的“灯”是否是元宵节的暗示呢?
南宋 李嵩《市担婴戏》中货郎担上的“花灯”形物品
此外,《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中还提出几个值得深思的细节。
北京故宫收藏的李嵩《货郎图》中,货郎脖子上挂着眼睛、牙齿和耳朵的模型,还有一个写着“病”的小圆牌,这些细节都表明货郎的隐藏身份也许是医生,而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或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货郎担上的字条“攻医牛马小儿”或是“专医牛马小儿”来看,他更是专职儿科医生。
这一设定乍看没有什么特殊所指,除了医生身份符合人们对于健康的渴求外,似乎没什么象征意,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则能看到更为深层的内涵。
南宋 李嵩《市担婴戏》中写着“病”的小圆牌
黄小峰提出,对于宋宁宗来说儿童的健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宁宗所生六子均以夭折告终,最大的八个月,最小的甚至还未足月,这对于一个父亲或是宫廷来讲都无疑是一种打击和灾难,因此将改变这一现状的心愿寄托在儿童医生身上继而由货郎这一角色呈现出来,就显得顺理成章。
另外,围绕在货郎周围的孩童也未必只是“气氛组”。宋代宫廷的皇子早夭,明代皇室也因子嗣不兴而烦忧,因此在艺术创作中对此表达美好祝愿成为一种选择。儿童是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货郎图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似乎被赋予了类似婴戏图、百子图等相近图式的含义,有了很强的求子色彩,也是对宫廷的美好祝愿。
从宋到清
《货郎图》发生了什么变化?
据资料显示,货郎图大多由宫廷画师所绘,且主要出现在宋、明两朝,到了清代逐渐不再流行。它的兴起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分不开,由于宋代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与繁荣,一些描绘世俗生活的艺术创作成为当时最大的亮点,风俗画即为其一,无论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或是李嵩《货郎图》从表现方式及内涵载体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蓝本。
不管是《货郎图》还是“货郎儿”,其源起是和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壮大分不开的。波士顿博物馆的吴同对货郎图的萌芽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货郎图一类的风俗画,在南宋时大行其道,显是受了当时民生富裕、经济繁荣的影响。宋室南渡后的新都临安,不但是政教文化中枢,也是商贸货运集中地,经由贸易致富地商人云集其间。
此一新兴阶级对绘画的欣赏,每每偏爱风俗画,货郎图即其一种。货郎百物杂陈、无所不卖,为了推销百货,招徕妇孺老少顾客,其身手表情,每作戏剧性地夸张。画家生动细致的描绘,正中商贾购画欣赏的心怀。”
明代货郎图局部
作为宫廷画师,李嵩由于年少时民间木工出身的经历使得他不但在界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也为他之后的创作带来了很多接地气的灵感,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体验乡野风情。因此与明代货郎图中衣着奢华的宫装货郎相比,李嵩笔下的货郎大都是民间形象。
到了明代,不但货郎的衣着明显变化,就连所处的环境和群体也发生了改变,大都位于庭院中,而身边的妇女和孩童也不再是乡野间的形象。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上)与
明代计盛《货郎图》(下)中孩童形象的对比
其次,其作品尺幅也有明显变化。宋代多为小尺幅作品,如李嵩的多幅货郎图,除了北京故宫收藏的是长卷外,其余都较小。而此后则逐渐流行尺寸较大的,到了明代大多都成为了高大卷轴。
另外,其象征意也越发纯粹和明显。如果说李嵩的货郎图中蕴藏的内涵较为隐晦,需要仔细揣摩、猜测、寻找蛛丝马迹,那么到了明代其内涵就更加直接和清晰了,观者较容易领悟。
明代货郎图局部
对于货郎图究竟是为了什么、画了什么、表现了什么目前尚未有定论,但从各学者、专家的研究与论述中却可以瞥见这一题材从宋至清的演变及其未能被观者注意到的细节,多方参考深入理解未尝不可,这些研究都为更好地认知这一题材提供了不同的观点。
是生动细腻的现场还原,还是复杂隐晦的深层内涵,试图接近真相的过程还需要更多文献及论述的支持,又有谁可以断言呢?
参考资料:
黄小峰,《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
梁海育,《论明朝<货郎图>中的真实性意味》;
薄松年,《宫廷节令画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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