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姐姐

如果抚养弟弟就是“扶弟魔”，送养弟弟就是“真女权”，那在片方口径里，张子枫饰演的姐姐，还处于薛定谔状态。

但不少观众已经把她钉在了不争气的耻辱柱上。

年初《你好，李焕英》一骑绝尘横扫票房，张小斐成为全民妈妈，女粉丝含泪认亲。

这位母亲心甘情愿选择普通、辛苦的生活，感动亿万国民。

到了《我的姐姐》这，姐姐跟弟弟是吗？女的跟男的是吗？

好，不感动了。

要付出是吗？

好，恨上了。 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留下还在读幼儿园的弟弟。

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姐姐是抛下弟弟去追求理想，还是承担起抚养弟弟的责任？

在简中互联网，点颗原子弹，爆炸程度也比不上这个问题。

《我的姐姐》就在炮火中透视女性的生存处境，并思考出路的可能性。

电影口碑的毁誉参半，不仅是因为影片有明显的优缺点，也在于当下舆论环境里，女性议题本身存在巨大的撕裂性。

我们试图来心平气和、认认真真谈论一下这部电影的优点和局限，好吗？

强烈的设计感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是女性，编剧游晓颖是女性，电影讲述的也是女性的故事。

这让电影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其对女性困境的揭示，也是国产电影里相对少见的。

安然从出生到现在，经历一个女性成长途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偏见和歧视。

为了二胎装瘸子、被父母修改志愿，那一句轻描淡写的“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沉重至极。

朱媛媛在电影中饰演安然的姑姑，是上一代姐姐的缩影。她独自念俄语的镜头，让无数人痛心。

安然是主动抗拒枷锁，姑姑是身处更残酷、更沉重的枷锁中，而不自知。

结婚前，她困在姐姐的枷锁里——为弟弟放弃学业，放弃去俄罗斯经商的事业。

结婚后，她困在妻子与母亲的枷锁里——围绕着丈夫与子女打转。

如果不是丈夫患病，她也会义无反顾地承担抚养外甥的重担。

她把牺牲当作自己的责任。

一开始她也要求安然必须抚养弟弟，一再干扰安然寻找领养家庭。

身处枷锁而不自知，恰恰折射出枷锁的根深蒂固。

如同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住三胎的产妇——生育儿子竟然比她的命更重要。

两代女性、不同女性的命运，被包含其中。

但跟很多热门话题衍生的影视剧一样，《我的姐姐》也有主题先行的痕迹。

先罗列好一个女性的生存困境，然后将人物往里摆。

这就导致情节上有强烈的设计感，起承转合大量依靠偶然性。

姐姐刚好不受父母宠爱。

姐姐刚好与弟弟“不熟”且没感情。

姐姐刚好到了要离开成都的节点。

姑姑家刚好祸不单行，有心有力。

舅舅刚好“不学无术”，靠不住。

男朋友刚好是“妈宝男”，不能并肩。

种种“刚好”，让姐姐所面临的两难，带有一定的失真。

从法律层面上看，弟弟父母双亡，虽然有一个成年的姐姐，但因为是未成年，所以他仍是孤儿。

姐姐身为监护人，可以将弟弟送养，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抚养。

相关部门或者第三方慈善机构，也会提供一定的帮助。电影对此内容一概不提。

一个在长辈试图打自己时敢于报警、求助公权力的女性，在处理弟弟的问题上，没想过借助任何社会的、第三方的力量。

跟我国的大量煽情类电影一样，创作者有意如此，或者无力做它。

镜头始终在小范围内晃动，局限于家庭、局限在某一个女性身上，剥夺开更大的环境。

或许是空间有限，或许是整个审美环境仍没太大进步。

当许多海外影片能够把一个无解问题，抛给整个完备的社会系统时，我们的观众还在问姐姐为什么不抛弃弟弟这种问题。

很明显，对于社会系统的研究，我们的影片也还处在1.0时代。

总之，在这个小的、充满巧合的空间里，姐姐被逼到了绝境。

安然与弟弟的情感推进，也是人物关系中最常见的那一种。

先是充满敌意。弟弟娇生惯养，姐姐怒气冲冲。

接着弟弟越来越懂事，姐姐情感坚冰慢慢融化。

之后姐姐坚定的立场动摇，自我与亲情之间的抉择变得艰难。

可如果弟弟就是一直不懂事呢？这种选择是否就不存在了？

为了让剧情推进下去，弟弟就必须“懂事”。

哪怕弟弟后面的一些行为，并不太符合一个儿童的行为与逻辑。

浓重的设计痕迹，提升了《我的姐姐》的戏剧性和可看性，也稀释了它的真正复杂性。

现实中困扰女性的，不是纯粹的恨与纯粹的爱之间的抉择。

而是爱与恨之间的纠缠。

譬如父母可能重男轻女，但也爱着自己。

弟弟总是把他得到的一切视为他该得的，但弟弟与姐姐也有很深的情感羁绊。

安然一开始的选择看似很难，但恰恰是给观众心理负担最轻的一种：一个几乎没得到爱的女孩，当然可以轻松割舍掉弟弟。

可如果姐姐一开始就得到过弟弟的爱呢？编剧的剧本似乎就无法推进了。

所以说，《我的姐姐》里的故事很“极端”。

它讨巧的地方在于，它揭示的女性困境带有普遍性。这掩盖了故事本身的设计感。

勇敢的开阔

《我的姐姐》那一个毁誉参半的结局，恰恰是这部电影里为数不多的复杂时刻。

安然终于从弟弟这里感受到爱。

她原本在家庭里渴望得到却一直没有得到的信赖、认可、回馈，从弟弟这里得到补偿。

这时，她要放弃弟弟吗？

如果编剧要讨好一些女性观众，反倒是容易处理的：别让弟弟“突然”变得那么懂事，或者弟弟很快接纳了新的环境。

姐姐没什么心理负担就把弟弟送养。

但编剧恰恰选择一个注定会引发争议的结局。

不是因为编剧要让姐姐成为“扶弟魔”，而是编剧试图跳跃出“男性”“女性”“姐姐”“弟弟”等性别标签和身份标签，探寻一种超越性别/身份的情感关系的可能性。

会否姐姐爱弟弟，不是因为“扶弟魔”，而是因为就是家人之爱？

必须承认，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弱势群体，遭受更多的剥夺，这让舆论对女性的付出保持高度警觉，对姐姐和弟弟这两种身份十足敏感。

但这不意味着，男性与女性之间只能是强者与弱者、伤害者与被伤害者的关系。

女性遭受了那么多年不可否认的歧视、压迫，绝对有权利爆发、愤怒。

但女性追求平等，与女性追求爱、付出爱、享受爱，并不相悖。

姐姐们要摆脱枷锁，而不是隔绝男性、切割爱。

所以这个开放性的结局，这个薛定谔式的姐姐，是对女性的一种祝福。

她感受到爱、她接纳了爱，她对世界不只有敌意和怨怼。

她对世界释怀，与自己和解，她的心真正回归平和。

在这个前提下，她可以自由做出她的选择。

尊重她，祝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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