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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妈

韩国电影危机下的自救与变革

源自新浪微博：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

01-22 18:45

韩国电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后观影人次从2019年4.37次暴跌至2024年2.4次，流媒体冲击、票价上涨、观众习惯改变等多重因素交织。这场危机不仅关乎韩国电影产业本身，更为全球电影市场提供了深刻启示，展现了传统院线在数字化浪潮中的生存困境与转型路径。

韩国电影危机下的自救与变革智能速览

  • 韩国人均观影次数从2019年4.37次暴跌至2024年2.4次

  • 网飞等流媒体平台每年挖走约13%的韩国电影创作人才

  • 2024年韩国电影票价比2020年上涨约25%，超40%观众认为票价过高

  • 韩国三大院线占据市场96.9%份额，长期垄断引发行业变革呼声

  • 政府投入1.08亿美元扶持资金，发放188万张观影优惠券

韩国电影危机下的自救与变革精华内容

从历史经验看，韩国电影曾多次在危机中崛起。如今面对疫情与流媒体的双重冲击，韩国电影人再次开启了自救模式，探索院线电影在数字时代的新定位。

疫情冲击

2020年成为韩国电影危机的起点。疫情不仅暂时关闭了影院，更深远地改变了韩国人的娱乐习惯。2019年韩国人均观影次数高达4.37次，远超中国的1.2次。但到2024年，这一数字骤跌至2.4次。

疫情后，生活秩序看似回归，韩国大众却已经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观念和娱乐习惯。比起出门花钱看电影，越来越多韩国人选择在家看流媒体内容。

这种习惯的改变在短期之内很难调整，成为韩国电影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流媒体冲击

以网飞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对韩国院线的冲击尤为严重。原因在于韩国本土人口仅有约5100万，市场天花板较低，高度依赖有限的爆款商业大片。

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在流媒体发布的韩国影视作品成倍增长。2019年仅5部，2022年已达9部电影和56部剧集。网飞每年会挖走约13%的韩国电影创作人才。

除了网飞，2020年起Nunu TV等免费流媒体平台在韩国走红，进一步分流了观众。

票价上涨

电影票涨价是过去5年韩国观众减少线下观影频率的常见原因。《朝鲜日报》2024年调查显示，40.2%的受访者认为"电影票太贵"是不常去电影院的首要原因。

数据佐证了观众感受：2024年韩国普通影厅成人票价相比2020年上涨约25%。韩国目前平均票价9700韩元（约48元人民币），周末票价15000韩元。

相比之下，网飞标准版月费仅需13500韩元（约67元），明显比线下买票更划算。

历史经验

从1980年代到现在，韩国影业其实是从危机中走过来的。1980年代末，随着好莱坞电影获得直供权，韩国电影市场占有率跌至仅10-20%。

痛定思痛下，韩国展开电影变革：1995年通过《电影振兴法》，1999年成立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大力扶持。

韩国人的集体荣誉感被调动起来，创作者以战斗姿态投入振兴，大批民众购票支持本土电影。这种模式帮助韩国电影在21世纪迎来黄金时代。

自救措施

面对当前危机，韩国政府和业界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措施。政府开展"FLY"人才培养计划，累计发放188万张优惠券，每张减免6000韩元。

到2026年，政府预计向电影业注入约1.08亿美元资金。三大影院运营商CJ CGV、Megabox和乐天影院也在积极转型：增加体育赛事直播、推出特色影厅、举办粉丝活动等。

2024年韩国院线重映228部旧作，创2013年以来最高纪录，"粉丝经济"成为重要卖票渠道。

未来展望

《首尔之春》《破墓》等作品证明，韩国电影人仍在探索更受观众喜爱的叙事手法。政治题材搭配精彩情节剧，仍是韩影争夺观众的优势方法。

韩国仍是当今世界最擅于生产娱乐内容的国度之一，资本与人才储备、相对开放的制作环境，都是其重振影业的底气。

未来可能是：商业院线呈现最有票房潜质的电影，艺术院线为文艺片兜底，其他影片直接登陆流媒体。电影不会死，但院线电影不可逆地走向洗牌。

韩国电影的这场危机，是传统院线在数字化浪潮中的缩影。虽然挑战严峻，但韩国电影人展现出的韧性和创新能力值得关注。未来院线电影将不再是主流，而是成为更具仪式感的特殊体验。这场变革不仅影响韩国，也在为全球电影人敲响警钟：如何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电影的价值？

精选参考来源

看到李沧东《可能的爱情》的最新消息，联想到最近有出圈迹象的《爱情怎么翻译》也是网飞出品，以及去年对“韩国院线电影危机”的讨论，正好把去年11月初写的一篇探讨韩国电影现状的文章，节选重点搬运过来：韩国电影面临的这场危机，萌芽早在2020年就已种下。起初是疫情，随后是以网飞为代表的流媒体冲击。疫情后，生活秩序看似回归，韩国大众却已经被疫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观念和娱乐习惯，这在短期之内很难调整。2019年，韩国人均观影次数高达4.37次。作为对比，2019年中国的人均观影是1.2次。然而，旷日持久的疫情让韩国人适应了“居家生活”的新常态。比起出门花钱看电影，越来越多韩国人选择在家看流媒体内容。2024年，韩国人均观影次数骤跌至2.4次。流媒体冲击电影业是全球现象，韩国亦无可避免。韩国人习惯将流媒体称为OTT，即“互联网电视”。除了资金雄厚的网飞，2020年起，一款名叫Nunu TV的流媒体平台在韩国走红，在那里你能很快获取新的影视作品资源，并且无需付费。这对用户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曾执导过“李舜臣三部曲”《闲山》《鸣梁海战》《露梁海战》的导演金汉珉提议，应当延长一部新片从影院上映到在OTT公开的窗口时间。他说：“就算我再怎么宣传《闲山》、《露梁海战》是应该在影院看的电影，人们也不去影院。‘只要稍等就能在家里看的想法’占主导。”网飞对韩国院线的冲击尤其严重，原因在于：韩国本土人口仅有约5100万，市场天花板较低。韩国本土票房总成绩的好坏，高度依赖于有限的爆款商业大片和顶尖导演制作。而近5年恰恰是网飞在亚洲市场开疆拓土的关键阶段。数据统计，自2019年以来，在流媒体发布的韩国影视作品成倍增长。在2019年仅有5部的情况下，2022年已经达到了9部电影和56部剧集。近年来流行的韩国网剧背后，多数都有网飞的支持。例如《黑暗荣耀》《少年法庭》《地狱公使》。宋慧乔、刘亚仁、孔刘等韩国顶尖艺人都在网飞的合作名单之中。数据显示，网飞每年会挖走约13%的韩国电影创作人才。电影票涨价，也是过去5年韩国观众减少线下观影频率的常见原因。韩国主流报纸之一《朝鲜日报》曾经在2024年对4031名20至50岁人群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不常去电影院的首要原因是‘电影票太贵’（40.2%）。其次是‘没有值得一看的电影’（28.3%）、‘流媒体平台就够用了’（26.9%）以及‘担心感染新冠病毒’（24.3%）。”观众的感觉有数据可供佐证。2024年，韩国普通影厅的成人票价相比2020年上涨了约25%。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2022年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各国电影票价三年来的涨幅分别为：印度28%，墨西哥22.1%，韩国21.8%，美国15%，中国13.5%。”不过，也有从业者认为韩影票价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韩国目前的平均票价是9700韩元，约等于人民币48元，周末票价一般是15000韩元。问题在于，网飞标准版的月费只需要13500韩元，约合人民币67元，这明显要比线下买票划算。中韩影人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是：越来越多观众不再将电影视作娱乐的必要选项。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观众对内容的要求其实是上升的。大部分观众不再为了特定某个明星买单，他们关心这部电影是否足够有趣，足够独特到他们愿意买票去电影院观看。在中国，这种心态也是不谋而合的。许多观众批评片方的虚假营销，透支了他们对院线新片的信任度。于是，院线新片如果口碑不够好，就无法做到长尾效应。后疫情时代对中韩电影人构成的真正挑战是——如果不能制作出真正独特，让路人观众觉得“得去电影院瞧一眼”的片子，就只能面临市场的冰冷反馈。 韩影就是在危机中走过来的 金性洙回忆：“在1980年代末的忠武路，韩国电影业也弥漫着危机感。随着美国好莱坞外语片获得直供权，韩国电影面临崩溃危机。”从1980年代到现在，韩国影业其实是从危机中走过来的，甚至可以说，电影人面临危机、从危机中走过来的岁月，远比辉煌时期要漫长。要说韩影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以从朴正熙时代说起。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从1962年兼任代总统到1979年遇刺身亡，他以民主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连任5届总统，前后执政长达18年。为了谋求民众支持，朴正熙在任内大力发展经济，推动了名为“汉江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电影也在那一时期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林权泽（Kwon-taek Im）导演的电影《杂草》《飞剑》代表了那一时期韩国艺术电影的水准。但当时在本土市场卖得比较好的要属动作片和爱情片，他们能冲淡民众对于现实的愤怒。朴正熙遇刺后，韩国进入风雨飘摇的1980年代。全斗焕通过政变上台，推行高压管控政策，但在美国的施压下，考虑到汹涌民意与维持统治的需要，他开始稍微放宽文化与娱乐政策。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放宽了情色电影审批，鼓励低成本情色电影制作和传播。他看中了情色电影对人的麻痹性。当越来越多青年沉醉于虚拟影像中的肉体时，他们现实的反抗力就会随之消减。全斗焕把自己的文娱政策戏称为“3S”：Sports、Screen、Sex。Screen就是银幕的意思。全斗焕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扶持财阀与提振经济，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他没有想到，随着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受教育群体的扩大，当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现象进一步恶化，情色影像又快速消解了旧有的道德秩序时，韩国民众对全斗焕的不满不是消散了，而是在隐忍到一定程度后，于1987年出现了一次总爆发。1987年6月，韩国社会步入总统直选制的民主化新时期。次年，卢泰愚当选新总统，开启了韩国历史上的第六共和国。韩国影人在1980年代末最有感触的，就是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如同《电影概论》一书所述，卢泰愚（Roh Tae-woo）总统上台后，韩国迅速放开了电影业的种种限制。1988年，韩国政府取消了电影剧本先审制度，并放宽对政治和社会隐喻影片的审查，同时取消外国进口片配额限制，允许好莱坞电影自由进入韩国市场。随之，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均在韩国设立了直接发行公司。在当时，面对好莱坞电影，韩国本土电影毫无招架之力，用溃败形容并不为过。1990年代中期，韩国电影制作数量减少至60部，而1989年这个数字是110部。1990年，韩国电影上映比重为28.7%。三年后，就跌至15.4%。而在1992年，本土片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仅剩10—20%。痛定思痛之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电影从业者，都决定对韩国电影展开一场深入变革。1993年，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如果迪士尼一年的营业额根IBM旗鼓相当，我们为什么不全力发展影视工业？”1995年，《电影振兴法》通过，韩国引入电影四级分级制，1998年又改成了五个级别，分别是：全民、12岁以上、15岁以上、18岁以上可以观看和限制放映。1999年，金大中政府修订《电影振兴法》，成立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在90年代末“文化立国”的战略思路下，韩国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大力扶持电影行业。韩国民众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因为韩国人有一种特别要强、渴望从屈辱中爬出来的精神。韩国人的集体荣誉感是很强的。这导致如果一个东西被上升到国家尊严的高度，他们的参与感就会激增。于是，韩国创作者以一种战斗的姿态投入到电影振兴中，大批民众也购票进场，支持本土电影人的作品。90年代以来，以金基德、洪常秀、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为代表的“忠武路五虎”在世界各大电影节频繁露面。他们被誉为韩国影坛的灵魂人物，代表了韩国电影的艺术高度。在2000年之前，韩国电影尚被视作极其边缘的地带，但在2020年奉俊昊凭《寄生虫》稳定奥斯卡后，韩影已成不可忽略的新势力。与此同时，以《熔炉》《辩护人》《七号房的礼物》等电影为代表，韩国探索出自己的一套大众电影模式，那就是直面国家与民族的不堪历史，破除羞耻心态，去正面呈现它。创作者们用高度戏剧化的情节与击中平民情绪的抒情叙事，在影院中营造出集体共鸣情绪。概而言之，90年代末至今，韩国电影采取了“作者电影”与“大众电影”齐头并进的发展思路。创作者被赋予充分自主权，企业在政策支持下为电影业投入大量资金，艺术电影在世界各大电影节纷纷入围并得奖，有助于为本国电影业快速提升口碑，而类型片导演在犯罪、喜剧、爱情等题材上的探索，让韩国电影逐渐形成了不逊色于好莱坞的商业片叙事风格。到了2019年，韩国本土电影在年终票房前30名中占据19席。21世纪头20年，可谓韩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直到疫情爆发，向沉醉于上升期的人们泼来一盆余冻漫长的冷水。 韩国影业如今又进入了一个自救周期。为了使韩国影业走出这场危机，韩国政府开展了一项名为“FLY”的新兴人才培养计划。2025年9月，韩国政府累计发放了188万张优惠券，每张票可减免6000韩元，意在鼓励观众重新进入实体影院。到2026年，韩国政府预计还会向电影业注入约1.08亿美元的资金，同时继续发放大量观影优惠券。在影院运营商层面，韩国三大影院运营商CJ CGV、Megabox和乐天影院增加了直播体育赛事的次数，其中以棒球、篮球和电竞比赛居多。CGV还与多家发行商合作，开展棒球营销活动。譬如在今年3月，CGV与韩国棒球委员会（KBO）签署了商业协议，获得职业棒球联赛的独家转播和推广权。另一边厢，乐天影院将看电影与亲密关系叙事结合，早在2024年4月，它就与婚介公司Noblesse Suhyun合作，定制了一款鼓励情侣们在高级影厅观影并进行后续约会的策划活动。除此之外，这些公司都在推行所谓的“特色影厅”与“体验式展览空间”。比如乐天影院的角色扮演体验空间“Live Cinema”，可以让参与者在里面化身为电影主角。CGV则推出全球首个四面环绕式ScreenX影厅，并配备有额外的天幕。近两年韩国影院也喜欢打情怀牌。2024年，韩国院线共有228部旧作重映，这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重映电影中还包括了中国影片《霸王别姬》。“粉丝经济”也成为危难关头促进韩国影院消费的实用手段。韩国多家媒体纷纷提到：院线近年来对“粉丝经济”颇为关注，其目的是为了吸引那些愿意为自己喜爱的类型或特定艺术家掏腰包的观众。演唱会电影、音乐剧、日本动漫剧场版、偶像传记片等，都是吸引狂热粉丝，利用“粉丝经济”卖票的渠道。有一种声音认为：流媒体冲击，或许会促成韩国电影院线又一次变革，冲击韩国三大影院运营商持续多年的垄断局面。1998年之前，韩国每个地区拥有自己独立的电影院系统，尚无几家运营商联合起来垄断市场的局面。1998年起，CGV、乐天影院和Megabox迅速发展，许多地方独立影院要么倒闭，要么被并入连锁影院。2000年左右的金融衰退更是导致一大批地方影院破产，三大连锁影院趁机快速扩张。到了2018年，它们已经占据了韩国电影院市场96.9%的份额。 其中CGV占49.3%，乐天影院为28.9%，Megabox为18.7% 。在它们的主导下，如果有电影公司与其中一家发生矛盾，它制作的电影在韩国就会大受影响。例如2011年CGV与华特迪士尼公司的矛盾，导致部分迪士尼影片在韩国被禁映。令观众更为不满的是，这三大院线运营商有时还会联合起来抬升票价。因此多年以来，都有影迷呼吁改革韩国院线三家独大的局面，以改变银幕垄断问题。危机当头，韩国影人也在加速探索更被观众喜爱的叙事手法。金性洙制作的《首尔之春》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成功案例。这部电影取材自“双十二政变”，即1979年时任总统朴正熙遇刺、全斗焕夺权的那段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正是韩国民主化前夕最黑暗的岁月。《首尔之春》用一种戏剧性极强、满足政治猎奇爱好者的拍法，让观众重温了那个改变韩国历史的惊险时刻。它的成功证明，政治题材搭配精彩情节剧，仍是韩影争夺观众的优势方法之一。《破墓》则是去年韩国影坛较有新意的一部类型片。它融合了风水师、巫师、入殓师等角色，将巫师题材讲述地诙谐生动。韩国影业正面临严峻挑战，但若说行将崩溃，仍为时尚早。韩国仍是当今世界最擅于生产娱乐内容的国度之一，它的资本与人才储备、相对开放的制作环境，都是其重振影业的底气。线下影院走向衰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未来很可能是——商业院线呈现最有票房潜质的电影，艺术院线为口碑不俗的文艺片兜底，而在商业和艺术上都不够出众的电影，将会在院线上映几天后就匆匆登陆流媒体，或者直接在流媒体首发。而大浪淘沙后幸存的影院，将承接更多具有粉丝经济性质的放映活动。电影不会死，但院线电影不可逆地走向一场洗牌。这是韩国的现状，也在给中国电影人敲响警钟。

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 2026-01-21

来自新浪微博
内容由AI生成

精选参考来源

看到李沧东《可能的爱情》的最新消息，联想到最近有出圈迹象的《爱情怎么翻译》也是网飞出品，以及去年对“韩国院线电影危机”的讨论，正好把去年11月初写的一篇探讨韩国电影现状的文章，节选重点搬运过来：韩国电影面临的这场危机，萌芽早在2020年就已种下。起初是疫情，随后是以网飞为代表的流媒体冲击。疫情后，生活秩序看似回归，韩国大众却已经被疫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观念和娱乐习惯，这在短期之内很难调整。2019年，韩国人均观影次数高达4.37次。作为对比，2019年中国的人均观影是1.2次。然而，旷日持久的疫情让韩国人适应了“居家生活”的新常态。比起出门花钱看电影，越来越多韩国人选择在家看流媒体内容。2024年，韩国人均观影次数骤跌至2.4次。流媒体冲击电影业是全球现象，韩国亦无可避免。韩国人习惯将流媒体称为OTT，即“互联网电视”。除了资金雄厚的网飞，2020年起，一款名叫Nunu TV的流媒体平台在韩国走红，在那里你能很快获取新的影视作品资源，并且无需付费。这对用户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曾执导过“李舜臣三部曲”《闲山》《鸣梁海战》《露梁海战》的导演金汉珉提议，应当延长一部新片从影院上映到在OTT公开的窗口时间。他说：“就算我再怎么宣传《闲山》、《露梁海战》是应该在影院看的电影，人们也不去影院。‘只要稍等就能在家里看的想法’占主导。”网飞对韩国院线的冲击尤其严重，原因在于：韩国本土人口仅有约5100万，市场天花板较低。韩国本土票房总成绩的好坏，高度依赖于有限的爆款商业大片和顶尖导演制作。而近5年恰恰是网飞在亚洲市场开疆拓土的关键阶段。数据统计，自2019年以来，在流媒体发布的韩国影视作品成倍增长。在2019年仅有5部的情况下，2022年已经达到了9部电影和56部剧集。近年来流行的韩国网剧背后，多数都有网飞的支持。例如《黑暗荣耀》《少年法庭》《地狱公使》。宋慧乔、刘亚仁、孔刘等韩国顶尖艺人都在网飞的合作名单之中。数据显示，网飞每年会挖走约13%的韩国电影创作人才。电影票涨价，也是过去5年韩国观众减少线下观影频率的常见原因。韩国主流报纸之一《朝鲜日报》曾经在2024年对4031名20至50岁人群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不常去电影院的首要原因是‘电影票太贵’（40.2%）。其次是‘没有值得一看的电影’（28.3%）、‘流媒体平台就够用了’（26.9%）以及‘担心感染新冠病毒’（24.3%）。”观众的感觉有数据可供佐证。2024年，韩国普通影厅的成人票价相比2020年上涨了约25%。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2022年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各国电影票价三年来的涨幅分别为：印度28%，墨西哥22.1%，韩国21.8%，美国15%，中国13.5%。”不过，也有从业者认为韩影票价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韩国目前的平均票价是9700韩元，约等于人民币48元，周末票价一般是15000韩元。问题在于，网飞标准版的月费只需要13500韩元，约合人民币67元，这明显要比线下买票划算。中韩影人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是：越来越多观众不再将电影视作娱乐的必要选项。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观众对内容的要求其实是上升的。大部分观众不再为了特定某个明星买单，他们关心这部电影是否足够有趣，足够独特到他们愿意买票去电影院观看。在中国，这种心态也是不谋而合的。许多观众批评片方的虚假营销，透支了他们对院线新片的信任度。于是，院线新片如果口碑不够好，就无法做到长尾效应。后疫情时代对中韩电影人构成的真正挑战是——如果不能制作出真正独特，让路人观众觉得“得去电影院瞧一眼”的片子，就只能面临市场的冰冷反馈。 韩影就是在危机中走过来的 金性洙回忆：“在1980年代末的忠武路，韩国电影业也弥漫着危机感。随着美国好莱坞外语片获得直供权，韩国电影面临崩溃危机。”从1980年代到现在，韩国影业其实是从危机中走过来的，甚至可以说，电影人面临危机、从危机中走过来的岁月，远比辉煌时期要漫长。要说韩影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以从朴正熙时代说起。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从1962年兼任代总统到1979年遇刺身亡，他以民主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连任5届总统，前后执政长达18年。为了谋求民众支持，朴正熙在任内大力发展经济，推动了名为“汉江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电影也在那一时期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林权泽（Kwon-taek Im）导演的电影《杂草》《飞剑》代表了那一时期韩国艺术电影的水准。但当时在本土市场卖得比较好的要属动作片和爱情片，他们能冲淡民众对于现实的愤怒。朴正熙遇刺后，韩国进入风雨飘摇的1980年代。全斗焕通过政变上台，推行高压管控政策，但在美国的施压下，考虑到汹涌民意与维持统治的需要，他开始稍微放宽文化与娱乐政策。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放宽了情色电影审批，鼓励低成本情色电影制作和传播。他看中了情色电影对人的麻痹性。当越来越多青年沉醉于虚拟影像中的肉体时，他们现实的反抗力就会随之消减。全斗焕把自己的文娱政策戏称为“3S”：Sports、Screen、Sex。Screen就是银幕的意思。全斗焕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扶持财阀与提振经济，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他没有想到，随着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受教育群体的扩大，当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现象进一步恶化，情色影像又快速消解了旧有的道德秩序时，韩国民众对全斗焕的不满不是消散了，而是在隐忍到一定程度后，于1987年出现了一次总爆发。1987年6月，韩国社会步入总统直选制的民主化新时期。次年，卢泰愚当选新总统，开启了韩国历史上的第六共和国。韩国影人在1980年代末最有感触的，就是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如同《电影概论》一书所述，卢泰愚（Roh Tae-woo）总统上台后，韩国迅速放开了电影业的种种限制。1988年，韩国政府取消了电影剧本先审制度，并放宽对政治和社会隐喻影片的审查，同时取消外国进口片配额限制，允许好莱坞电影自由进入韩国市场。随之，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均在韩国设立了直接发行公司。在当时，面对好莱坞电影，韩国本土电影毫无招架之力，用溃败形容并不为过。1990年代中期，韩国电影制作数量减少至60部，而1989年这个数字是110部。1990年，韩国电影上映比重为28.7%。三年后，就跌至15.4%。而在1992年，本土片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仅剩10—20%。痛定思痛之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电影从业者，都决定对韩国电影展开一场深入变革。1993年，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如果迪士尼一年的营业额根IBM旗鼓相当，我们为什么不全力发展影视工业？”1995年，《电影振兴法》通过，韩国引入电影四级分级制，1998年又改成了五个级别，分别是：全民、12岁以上、15岁以上、18岁以上可以观看和限制放映。1999年，金大中政府修订《电影振兴法》，成立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在90年代末“文化立国”的战略思路下，韩国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大力扶持电影行业。韩国民众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因为韩国人有一种特别要强、渴望从屈辱中爬出来的精神。韩国人的集体荣誉感是很强的。这导致如果一个东西被上升到国家尊严的高度，他们的参与感就会激增。于是，韩国创作者以一种战斗的姿态投入到电影振兴中，大批民众也购票进场，支持本土电影人的作品。90年代以来，以金基德、洪常秀、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为代表的“忠武路五虎”在世界各大电影节频繁露面。他们被誉为韩国影坛的灵魂人物，代表了韩国电影的艺术高度。在2000年之前，韩国电影尚被视作极其边缘的地带，但在2020年奉俊昊凭《寄生虫》稳定奥斯卡后，韩影已成不可忽略的新势力。与此同时，以《熔炉》《辩护人》《七号房的礼物》等电影为代表，韩国探索出自己的一套大众电影模式，那就是直面国家与民族的不堪历史，破除羞耻心态，去正面呈现它。创作者们用高度戏剧化的情节与击中平民情绪的抒情叙事，在影院中营造出集体共鸣情绪。概而言之，90年代末至今，韩国电影采取了“作者电影”与“大众电影”齐头并进的发展思路。创作者被赋予充分自主权，企业在政策支持下为电影业投入大量资金，艺术电影在世界各大电影节纷纷入围并得奖，有助于为本国电影业快速提升口碑，而类型片导演在犯罪、喜剧、爱情等题材上的探索，让韩国电影逐渐形成了不逊色于好莱坞的商业片叙事风格。到了2019年，韩国本土电影在年终票房前30名中占据19席。21世纪头20年，可谓韩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直到疫情爆发，向沉醉于上升期的人们泼来一盆余冻漫长的冷水。 韩国影业如今又进入了一个自救周期。为了使韩国影业走出这场危机，韩国政府开展了一项名为“FLY”的新兴人才培养计划。2025年9月，韩国政府累计发放了188万张优惠券，每张票可减免6000韩元，意在鼓励观众重新进入实体影院。到2026年，韩国政府预计还会向电影业注入约1.08亿美元的资金，同时继续发放大量观影优惠券。在影院运营商层面，韩国三大影院运营商CJ CGV、Megabox和乐天影院增加了直播体育赛事的次数，其中以棒球、篮球和电竞比赛居多。CGV还与多家发行商合作，开展棒球营销活动。譬如在今年3月，CGV与韩国棒球委员会（KBO）签署了商业协议，获得职业棒球联赛的独家转播和推广权。另一边厢，乐天影院将看电影与亲密关系叙事结合，早在2024年4月，它就与婚介公司Noblesse Suhyun合作，定制了一款鼓励情侣们在高级影厅观影并进行后续约会的策划活动。除此之外，这些公司都在推行所谓的“特色影厅”与“体验式展览空间”。比如乐天影院的角色扮演体验空间“Live Cinema”，可以让参与者在里面化身为电影主角。CGV则推出全球首个四面环绕式ScreenX影厅，并配备有额外的天幕。近两年韩国影院也喜欢打情怀牌。2024年，韩国院线共有228部旧作重映，这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重映电影中还包括了中国影片《霸王别姬》。“粉丝经济”也成为危难关头促进韩国影院消费的实用手段。韩国多家媒体纷纷提到：院线近年来对“粉丝经济”颇为关注，其目的是为了吸引那些愿意为自己喜爱的类型或特定艺术家掏腰包的观众。演唱会电影、音乐剧、日本动漫剧场版、偶像传记片等，都是吸引狂热粉丝，利用“粉丝经济”卖票的渠道。有一种声音认为：流媒体冲击，或许会促成韩国电影院线又一次变革，冲击韩国三大影院运营商持续多年的垄断局面。1998年之前，韩国每个地区拥有自己独立的电影院系统，尚无几家运营商联合起来垄断市场的局面。1998年起，CGV、乐天影院和Megabox迅速发展，许多地方独立影院要么倒闭，要么被并入连锁影院。2000年左右的金融衰退更是导致一大批地方影院破产，三大连锁影院趁机快速扩张。到了2018年，它们已经占据了韩国电影院市场96.9%的份额。 其中CGV占49.3%，乐天影院为28.9%，Megabox为18.7% 。在它们的主导下，如果有电影公司与其中一家发生矛盾，它制作的电影在韩国就会大受影响。例如2011年CGV与华特迪士尼公司的矛盾，导致部分迪士尼影片在韩国被禁映。令观众更为不满的是，这三大院线运营商有时还会联合起来抬升票价。因此多年以来，都有影迷呼吁改革韩国院线三家独大的局面，以改变银幕垄断问题。危机当头，韩国影人也在加速探索更被观众喜爱的叙事手法。金性洙制作的《首尔之春》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成功案例。这部电影取材自“双十二政变”，即1979年时任总统朴正熙遇刺、全斗焕夺权的那段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正是韩国民主化前夕最黑暗的岁月。《首尔之春》用一种戏剧性极强、满足政治猎奇爱好者的拍法，让观众重温了那个改变韩国历史的惊险时刻。它的成功证明，政治题材搭配精彩情节剧，仍是韩影争夺观众的优势方法之一。《破墓》则是去年韩国影坛较有新意的一部类型片。它融合了风水师、巫师、入殓师等角色，将巫师题材讲述地诙谐生动。韩国影业正面临严峻挑战，但若说行将崩溃，仍为时尚早。韩国仍是当今世界最擅于生产娱乐内容的国度之一，它的资本与人才储备、相对开放的制作环境，都是其重振影业的底气。线下影院走向衰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未来很可能是——商业院线呈现最有票房潜质的电影，艺术院线为口碑不俗的文艺片兜底，而在商业和艺术上都不够出众的电影，将会在院线上映几天后就匆匆登陆流媒体，或者直接在流媒体首发。而大浪淘沙后幸存的影院，将承接更多具有粉丝经济性质的放映活动。电影不会死，但院线电影不可逆地走向一场洗牌。这是韩国的现状，也在给中国电影人敲响警钟。

新浪微博 2026-01-21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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