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分，这部2009年的国产片，到现在没人敢翻拍

现在很少有导演敢拍这么狠的家庭片了。

说出来可能没人信，中国式隔代亲里，最重的那部分，是用谎话撑起来的。

不是"我不爱吃、你多吃点"那种小谎，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模仿自己女儿的笔迹，写给七岁的外孙女，写了十年，信里说新疆的葡萄很甜，说天很蓝，说爸爸的问题快解决了，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每年还有一个哈密瓜，托人捎来，告诉孩子，这是爸妈寄的。

十年里，只有最后一封信是真的。

《我们天上见》

今天想要聊的是《我们天上见》，蒋雯丽自编自导的处女作，半自传，讲的是她自己的童年，姥爷由朱旭饰演，那是他最后一部戏，片子的背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安徽蚌埠，一座因为修津浦铁路才建起来的城市，小兰的父母在她三岁时下放新疆，一去十年，把她留给了姥爷。

片子里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被正面回答，他凭什么替她决定。

这个问题在今天听上去格外刺耳，我们活在一个讲究"知情同意"的年代，一个人有权利知道关于自己的真相，即便是坏消息，按这个标准，隐瞒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一种剥夺，剥夺对方理解自己处境的权利，也剥夺对方做出选择的权利，这套原则讲得很干净。

可它放到一个七岁的孩子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就显得轻飘了。顺着姥爷的经历往下想，答案几乎摆在明面上，他是火车司机，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刚开通那会儿，开着第一个火车头从天津来到蚌埠，他原本有四个孩子，一场肺结核，三个都没能救回来，大女儿走时十七岁，儿子十六岁，妻子因为给病中的儿子多喂了两片阿司匹林，被悲痛欲绝的他赶出了家门，他把全部的心放在最小的女儿身上。

可这个女儿也去了新疆，中国人说白发人送黑发人，说的是它违背了时间的秩序，他这辈子活下来的理由，每次只有一个，还有一个人要他照顾，先是女儿，后来是外孙女。

所以撒谎对他而言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已经送走三个孩子的人，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他不是在欺骗，他是在求生，他得让这最后一个留在身边的人，活下去。

那个年代，一封信从新疆到蚌埠要走多久，谁也说不准，可那些信必须准时到，它们不是通信，是续命。

他撒得很细，每一封信都是他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一笔一划写的，模仿女儿的笔迹，编新疆的生活，每一封都要写好几遍，写到自己满意了，才装进信封，哈密瓜是他托人买的，跑了好几个地方，小兰每次吃都觉得特别甜，因为那是爸妈寄回来的。

这不是编出来的，蒋雯丽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过这段，是她自己的童年，她小时候一直以为那些信是爸妈写的，以为那些瓜是从新疆寄来的，长大才知道，全是姥爷一个人弄的。

一个老人用十年，给一个孩子造了一个梦，而孩子那边的希望，长在一盆兰花上。

姥爷喜欢兰花，小兰出生那年买了一盆，他告诉她，把花养好，爸妈就能回来，还告诉她，朱德委员长最爱兰花，哪天委员长路过蚌埠，看到这盆花，说不定一高兴，爸妈就能回家了。

小兰把自己舍不得喝的麦乳精全浇进了花盆，那是她当时能想到的最有营养的东西，过了几天，花死了。

再后来，朱德去世了，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双重死亡，花死了，那个能让她爸妈回来的大官也死了，希望跟着一起没了。

这里有一层荒诞，是整部片最不肯明说的部分，一个孩子的命运，被系在一个她从没见过的人身上，那个人身在高处，与她毫无关系，可他的生死，决定了她能不能等到爸妈回家，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就是这样被远处的力量摆布的，而姥爷能做的，只是把这个荒诞的逻辑接过来，再原封不动地讲给孙女听，因为他自己也找不出第二种希望。

然后小兰做了一件事，她在墙上、在天花板上，画满了兰花。

这是全片最狠的一笔，活的东西会死，画出来的不会，花活不了了，她就自己造一片出来，她画的不是花，是不肯让它死。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希望完全破产之后，没有哭闹，也没有质问，而是自己动手，把希望重新画了一遍，希望从来不是被给予的，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能做到的人不多，她七岁那年做到过一次。

为了让小兰将来有一技之长、不至于像邻居家的小翠那样被下放农村，姥爷托人把她塞进了体操队，教练只让她蹦了两下，就说她没爆发力，是小翠的对象开口求情才勉强收下，队里发体操服，没有她的，姥爷买了一件泳衣，亲手缝上两只袖子，蓝色的，在一片红色里扎眼，有人问她，那袖子是裤腿改的吧。

业余的就是业余的，教练教别人，不教她，别人爸妈在身边，她爸妈不在。

她太想爸妈了，有天夜里她爬上一辆停着的运煤车，以为跟着车就能到新疆，车开了，把她带走，第二天一早，姥爷在陌生的小站找到她，她一身煤灰，蹲在轨道边，等着挨打。

可姥爷这次没有打她，这个会在她犯错时拿出戒尺的人，在她最该挨打的这一夜，一次都没提，他跟单位申请，开着自己的火车，把她带回了家，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用"火车司机"的身份为外孙女做一件事，他开了一辈子火车，从清末开到解放后，这一次，他开了。

小翠后来在山区遇上山体滑坡，没了，小兰在火葬场，亲眼看着她被推进焚烧炉，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那是她第一次直面死亡，她开始害怕姥爷也会走，每晚偷偷爬起来，走到姥爷床前，用手指探他的鼻息。

她问姥爷，人死了会去哪儿，姥爷说，好人到天上，坏人在地下，她问，那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姥爷说，多帮人做好事，不讲假话，就是好人，她又问，姥爷怕死吗，姥爷说，不怕，活着跟你在一起，死了跟你舅舅他们在一起，两边都是我的亲人。

这段话常被当成祖孙情深的证据，可它同时也是一次反向的安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正在用自己仅剩的力气，教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如何面对他将来的死亡，他一遍遍给她讲天上的事，不是因为她想知道，是因为他需要她到时候能扛得住。

撒谎的人，也在替自己准备后事……

小兰是在收到那封真正的来信时，才知道前面十年都是假的，那几封信在她手里停了一会儿，她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质问。

她只是在病床前，把自己瞒了姥爷的两件小事说了出来，一件是她早就不去体操房了，一件是那盆兰花是她浇死的，她说，我就这两件事瞒着姥爷，姥爷可得原谅我。

她没有提那些信，一个字都没有，那时候她大概还说不清这意味着什么，要等她长大，等她自己也长到要替别人扛事的年纪，她才会明白，姥爷瞒了她十年，和她瞒了姥爷两件小事，是同一种东西，都是为了不让对方难受，而明白的那一刻，人大多已经站到撒谎的那一头了。

我们看这部片，很容易就站在小兰那一边，我们被感动，是因为我们认出了自己，那个曾经被大人用谎言护住的孩子，我们感激，我们释然，我们说不怪他。

可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另一端，人到中年，我们开始对父母撒同样的谎，我挺好的，工作不累，钱够花，爸妈不用担心，体检报告我们说没事，裁员我们说调岗，深夜的崩溃我们说只是有点累，我们隐瞒病情、隐瞒债务、隐瞒婚姻里的裂缝，理由是"别让他们跟着操心"。

我自己也是这样，每次打电话都笑着说一切都好，挂了电话却对着天花板发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变成了这样，我以前总觉得撒谎是件坏事，可现在才明白，有些谎不是不想说真话，是说了也没用，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自己的理解也有很多不足，这和姥爷做的事，一模一样。

谎言不是某个人的道德选择，它是一种代际结构，每一个被保护过的人，最终都会变成那个保护者，并且用同样的方式，剥夺他所爱之人的知情权，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付出，其实我们同时也在夺走，夺走对方为我们担心的权利，也夺走他们真正参与我们人生的机会。

而被保护的人，大多也心知肚明，父母不问，不是因为他们信了，是因为他们知道问了也不会得到真话，两头都装作不知道，中间隔着一层谁都不肯碰的纸。

这才是隔代亲里最不好说破的那部分，爱和保护，从来都伴随着一小块被悄悄拿走的自由，而这件事，没有谁做得比谁更好，我们都在做。

那层纸之所以一直没破，不是因为它太厚，是因为破了以后，我们要同时面对两件事，承认自己被骗过，以及承认自己正在骗人。

姥爷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走的，女儿女婿要回来了，他吊了十年的那口气，终于放下。

出殡那天下着细雨，小兰把姥爷一生的铁路徽章，一枚一枚别在他胸前，然后收起了那把油纸伞，换上了雨衣。

这片还有一个名字，就叫《伞》，小兰走到哪儿都打着它，梦里带她飞的也是它，那把伞就是姥爷。

可这一天，她第一次没有打伞。

伞收起来了，墙上的兰花还开着，那些信还在抽屉里，那件蓝色的体操服还叠在柜子最底层，一个人走了，他留下的东西还在替他活着。

那天之后，小兰再也没有问过爸妈什么时候回来，可她还是每天给墙上的兰花浇水，虽然那是画的，姥爷下葬那天，她跑到路上去迎棺材，开车的人没认出她，她就那样和姥爷的棺材擦肩而过。

长大了她才懂，那是姥爷不想让她看见他下葬，他到最后还在替她挡，这套谎话没有人发明，它只是被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