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分析各方观点，《太平年》在历史还原度上呈现出一种复杂且分层的面貌：它在宏观背景、时代氛围和核心事件上力求真实，但在具体情节、人物关系和时间线上则进行了大量的戏剧化虚构与艺术加工。
该剧在还原五代十国时期的残酷底色与历史质感方面获得了广泛认可。许多评论指出，剧集开篇直面“人相食”的惨状，如设立“春磨寨”将百姓充作军粮，并非猎奇杜撰，而是有《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作为依据。这种敢于撕开历史温情面纱，直面乱世黑暗与人性沦丧的创作勇气，被认为是尊重历史的表现。此外，该剧在服饰、道具、礼仪等细节上极为考究，例如参考历史画作还原吴越国王族服饰，复原唐代“草木染”工艺制作数千套服装，使用半文半白的台词等，都旨在营造一个可信的历史情境，让观众得以沉浸式体验那个时代的风貌。
剧集的主线故事——吴越国“纳土归宋”，其历史结局和基本脉络是真实且无可争议的。钱弘俶为保全江南百姓免遭战火，顺应天下一统的大势，主动将所辖十三州献给北宋，这一历史事件是中国古代和平统一的典范。剧中对吴越国“保境安民”国策的描绘，以及钱氏家族对中原政权“善事中原”的祖训，均符合史实。剧集通过艺术手法，深入探讨了钱弘俶在家族基业与万民福祉之间进行艰难抉择的内心挣扎，为冰冷的历史记载注入了人性的温度。
然而，《太平年》在叙事层面进行了大量的虚构与改编，这也是其历史还原度争议最大的地方。最核心的批评集中在主要人物的时间线和关系网上。例如，剧集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安排了赵匡胤在后晋时期就已是举足轻重的将领，并让他与钱弘俶、郭荣（柴荣）在汴梁相遇结交。但根据史实，后晋灭亡时，赵匡胤年仅二十岁左右，尚未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三位未来的关键人物在此时同台几乎不可能。这种为了让主角提前登场、交织命运线的做法，被认为是“大事不虚，小事大拘”的典型体现。
另一大争议点在于具体情节的虚构。剧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汴梁十日保卫战”，在真实历史上并不存在。史载契丹大军南下时，后晋主力投降，都城开封几乎未做有效抵抗便迅速陷落。同样，“牵羊礼”的情节也存在史实偏差。剧中后晋皇帝石重贵行“牵羊礼”的场景，其“赤身披羊皮”的屈辱细节主要源于后世伪史《靖康稗史》的文学演绎，而非后晋时期的确切记载。历史记载中，契丹方面甚至拒绝了后晋的投降仪式。这些戏剧化的处理，虽然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但也引发了关于历史剧是否应混淆正史与野史的讨论。
此外，剧中对部分历史人物的塑造也融合了艺术想象。历仕多朝的冯道，在剧中被刻画成一位在乱世中以自身方式守护百姓与文明的复杂人物，这与宋代以后史学界对其“无耻”的脸谱化评价有所不同，更接近一种基于历史情境的同情之理解。而主角钱弘俶，有观点认为剧集虽展现了他的成长与仁心，却可能淡化了其历史原型中权谋狠辣的一面，进行了英雄化处理。
《太平年》的历史还原度不能一概而论。它在营造时代氛围、尊重核心历史事件和结局、还原物质文化等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成功激发了大众对五代十国这段“冷门”历史的关注与学习热情。但为了叙事便利和戏剧效果，它在人物出场时间、关键情节上做出了重大虚构和调整，遵循了“整体走向不变，具体细节可编”的创作原则。观众在欣赏其精良制作和动人故事的同时，也需明辨剧中哪些是真实的历史骨架，哪些是艺术创作的血肉填充，如此方能实现历史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真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