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在访谈中深刻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本质，强调作家应保持诚实，通过虚构故事表达真话。她认为文学的首要作用是审美，反对将创作工具化，这些见解为理解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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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源于个人经历，创伤性经历必然影响写作
文学首要作用是审美，表现荒诞比控诉高级
作家要诚实书写，不必扛起使命感
每个时代都有值得书写的题材
记住民族苦难是展现民族精神的方式
精华内容
严歌苓认为作家不可能摆脱亲身经历去写作，她从个人创伤中汲取创作力量，坚持文学的本质是审美而非说教，在虚构背后诉说真话。
经历与创作
严歌苓认为作家不可能摆脱亲身经历去写作，或主观或下意识都会受到影响。她个人经历中的家庭变故，特别是父母离异带来的异乡人感觉，成为她创作的重要源泉。这种经历让她对集体的虐他性格外敏感，也赋予了她作品中独特的人性洞察力。
童年时期的多思寡言为她日后成为作家埋下伏笔。12岁进入部队，每年在西藏的演出经历让她接触到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对比，这种跨文化视角贯穿她的创作生涯。她形容自己从小就心事重重，思考密集的性格必然导致写得多。
文学的本质
严歌苓坚持文学的首要作用是审美，反对将历史、政治等社会因素掺杂其中。她坦言自己不是要控诉的人，认为控诉很低级，而表现荒诞远比控诉荒诞高级。这种创作理念使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她只对人物的命运感兴趣，当人物命运与民族命运平行时，她会观察灾难对人的影响。严歌苓偏爱史诗性题材，这样能将自己对战争、家庭等的看法逐渐编织进小说中。她认为躲在虚构人物后面说真话是最坦诚的表达方式。
创作态度
严歌苓强调作家要诚实书写，不必扛起使命感。她认为创作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行为，就像孕育和分娩，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对于作品问世后的影响，作家并不需要过度关注。
对于被指商业写作，她坦然接受，认为原创电视剧仍能带来创作惊喜。每个故事都要隔十年重写一次的想法，体现了她不断突破自我的创作态度。她也在努力摆脱政治正确的束缚，追求更自由的写作状态。
时代与书写
严歌苓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值得书写的题材。她观察到当代社会的焦虑无处不在，看到中学生沉重的表情，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这种异化感正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富矿。
她以卡夫卡为例，说明平淡只是表象，精神生活同样充满痛苦。这个时代在飞速转型，人的焦虑感和被异化的感受需要作家深入挖掘。表面平静的生活中，其实隐藏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民族与苦难
严歌苓认为记住民族苦难是展现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她指出，一个没有乐趣的民族无法繁衍壮大，中华民族的兴旺证明并非只有苦难。犹太民族从不停止展示苦难，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她认为苦难不是屈辱，应该让全世界看到。通过展示苦难，可以共同寻找灾难的原因。善于记住并展示苦难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这种观点体现了她对历史记忆的深刻理解。
严歌苓的创作哲学提醒我们，文学的价值在于审美而非说教。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创伤和焦虑，作家的任务是从表面平淡中挖掘惊心动魄的故事。通过诚实书写和个人经历的真实表达，文学才能真正触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