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log 篇五十六：斯大林的地下印刷所，正化为历史的眼泪

话接上一集——

瓦log 篇五十五：格国的姑娘，到底是白玉兰还是红玫瑰？——格鲁吉亚篇5话接上一集——我的巴统之行实在太不走寻常路了——别人第一天到访的肯定是城市中心的欧洲广场，我却一直在纠结于这座城市的色情产业链、受阻于连绵不断的滂沱大雨，直到时间的最后才来到这里。站在广场的中央，手机忽然收到一个第比利斯（格鲁吉亚的首都）女孩的微信：“你在哪儿？我们一起开车去兜风啊！”她叫妮娜，和娜瓦克五| 赞14 评论21 收藏18查看详情

坐在通往第比利斯的车上，我回想起临走前娜娜的提问：“你欣赏妮娜这样类型的女孩子吗？”
为什么要问这个？是中国男性喜好大调查吗？
抛出问题的时候，娜娜脸上还是那抹浅浅的笑意，没有多余的表情讯息。
女孩子的心还真难猜啊。
如果是中文，我会说“还好吧”，算是不置可否——喜欢或不喜欢，任你怎么理解都行。
但是怎么翻成英文呢？我一急，用英语回了句“也许吧”，搞得自己此行是专程为了去找妮娜探个究竟似的，境界一下子拉低了。
“你下次还会来吗？”娜娜问。
“我希望吧。”又是我惯用的中式客套。不过我知道，大概率我们是不会再见了。
坐在长途大巴上，面前的电子屏幕上有各种电影可供点播，居然还有老谋子的《长城》，前排的情侣看得津津有味，看到景甜在天上乱飞，发出啧啧的赞叹。

说到电影，格鲁吉亚几乎没有自己的电影。我曾经专门跑到电影院，想看本土的电影，就算听不懂也可以看个稀奇。

然而电影售票员很遗憾地对我耸耸肩：大部分电影来自好莱坞，欧洲的、俄罗斯的也有，偶尔还会有中国电影，就是没有本国电影。

“我们没有电影工业啊。”漂亮的售票员妹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带着一种主人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招待不周的歉疚。
咦？《阿里和尼诺》难道不是格鲁吉亚电影吗？

查了一下：果然不是，是英国和阿塞拜疆合拍的。

车行至一半，停在了服务区，大家都下车，内急的上厕所，肚饥的上餐馆。

这时我收到了一个视频通话邀请，定睛一看，正是第比利斯的妮娜。
我赶紧用唾沫梳理了一下自己浓密的毛发，人模狗样地端坐好，按下绿色的接听键。
荒郊野外，手机信号很不好，视频卡卡顿顿，我只看到她和一群中国女孩子坐在敞篷车里，至于她说的什么，全听不清。

我只好把视频掐了。妮娜居然发来了中文。

妮娜告诉我：她在机场除了遇到我，还遇到了一群来自中国的女孩子。现在她和女孩子们顺利会师了，问我什么时候加入。
这剧情立马就和设想的不一样了。我看着妮娜新发的朋友圈，这群中国女孩子貌不惊人，还咋咋呼呼，一直兴奋地尖叫，刺耳得不行，看完我才发现自己的眉头锁得，怕是连资深锁匠都撬不开了。
我回：“她们一直会在吗？”
妮娜说：“对啊，我接下来三天都会和她们在一起。”
我的心一沉：“你们玩吧，我在第比利斯另有计划。”
隔着屏幕，妮娜丝毫没有发现我的不对劲：“你看看吧，有机会一起聚个餐，我做东！”
我把手机屏幕熄了，往椅背上重重地一靠，猛男叹气。

本来还想买点当地小零食什么的，现在连下车的心思都没了。
爷的青春结束了。
内心空虚的我开始发朋友圈装逼：“坐在飞驰的大巴上，我奔向第比利斯。”

配一张窗外的风景。
大多数人都问：“第比利斯？是哪里？都没听说过！”
我回：“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
他们回：“格鲁吉亚？是哪里？都没听说过！”
……
只有两个七零后不约而同地说：“第比利斯？还不快去斯大林的地下印刷所！”
没错，在年代比较久远的语文课本上，曾经有一篇茅盾先生写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只不过我读书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被删掉了。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家乡，1903~1906 年，斯大林与其他革命者一道在这个地下印刷所秘密印制革命报刊和宣传品。由于足够隐蔽，印刷所躲过了警察的数次搜查。
革命成功后，印刷所被当做苏联的教育基地辉煌一时，也成为当年中国学生们向往的神秘圣地。
今时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地方。我问了一圈当地人，都表示不知道。
后来我还是跟着谷歌地图，找到了这个位于第比利斯城市郊外的景点。

接近目的地的时候，我看到民居窗口一只猫咪。我忍不住停下来看它。

窗帘后的屋里忽然传来一声中文的“你好”，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试探性地回话：“你好？”
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出现在窗前，对我笑着点点头。

“你会说中文？”我惊奇地问。
对方又笑着摇摇头。原来她只会这一句。
印刷所的大门口有些老旧，门板四周的油漆都剥落得差不多了。镰刀铁锤和五角星的图案，作为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

迈进门槛，里面不见一个人——莫非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无人值守的开放式博物馆？
我开始四周环顾四周。墙上挂着当年的印刷品。有列宁画像的那一个就是第一期的《真理报》。一排黑白肖像照，应该是当年被迫害的共产党员。

旗帜、画像、徽章，让我仿佛穿越到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我还发现了一面中国小国旗。

海报、雕像，严肃的表情，革命的姿势。

楼上传来了咳嗽声。一个白发老人慢慢走下楼来，木质的楼梯发出空洞的声音。

“你好，我是来参观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私闯民宅的孩子，诚惶诚恐地说。

“中国人？”老人板着脸，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不怒自威。
我连忙点头。当苏联成为过去时，这里从此少人问津，零零星星到访的大部分都是中国游客，也难怪周边的街坊都会说“你好”了。

馆内的留言簿也可以作为佐证，十条留言有九条都是简体中文，既有“伤感、感动”这样的游后感，也有“毛主席万岁”“中国万岁”之类的标语。

老人指了指捐款箱。我赶紧掏出 10 拉里投了进去。

老人的脸色这才放缓一点点。他领着我翻报纸，指着一张照片问我：“知道他吗？”

我像是在政治课上被老师点名问问题，紧张地回答：“知、知道，普希金。”

老人从嘴角一嗤：“什么普希金，普京！”

“对对对，普京普京！”
老人慢悠悠从旁边衣架上解下一个灯笼，“这是中国游客送给我们的。”

“我是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党员。”老人骄傲地对我说。
他指了指门口宣传栏里一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上街游行的照片：“这个就是我！”

照片中的老爷子比现在年轻了大概十岁，正攥着拳头振臂高呼，不知道是什么诉求。

“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老人说完，带我走进斯大林的故居。

这就是斯大林的房间。摞在窗口的书已经蒙上了灰尘，睡过的床非常小，考虑到斯大林的身高只有1 米 62，这样的小床似乎也还可以凑合睡一睡。

“什么 1 米 62！”老爷子被我惹毛了，“那是资本主义在泼脏水！斯大林有 1 米 72 ！”

原来我与领袖人物一样高。

老人又领我去了旁边一个小木屋。按照课文里的说法：1937 年，苏联政府在保存革命史迹时，为了参观的人方便，在正屋边安了一架螺旋形的铁梯，顺着铁梯就可以进入印刷所，不必再从井口爬下去了。
铁梯就藏在小木屋中。

打开屋子，进门的墙上一张剖面图。原本是通过井口往下爬，爬到一半再钻过地道、爬上另一架梯子，才能到达印刷所。

正中的地面被打穿了一个正方形大洞，从上往下看，便可以直接看到那架印刷机。

顺着楼梯往下走，我终于见到了印刷机本尊。

由于缺乏经费的支持，印刷机数次被上升的井水冲泡，得不到任何的保护，早已锈迹斑斑。

“原来还是能运作的，锈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可能了。”从老人的胸口发出好沉重的一声叹息。

这是当年从水井通往印刷所的秘密通道，由于水位上升已经不能通行，只露出一截梯子，同样斑驳不堪。

白炽灯泡的刺眼光线下，老人的脸忽然有了一些生动的神采，嘴角甚至流泻出一丝笑意。他向我演示当年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是如何使用这架机器“战斗”的。

印刷时，机器会发出巨响。于是斯大林派出一位大姐负责瞭望任务，天天坐在窗口做针线，看见院子外边来了宪兵警察或者什么可疑的人，就按一下隐藏在窗下的电铃，地下印刷所的人听见铃声，立刻停下机器，地面上就听不到机器转动的声音了。

清晰可见铭牌上的 1893 年字样，德国货。

老人告诉我，游客捐的钱全都都用于这个场地的修缮，他和其他几个老共产党员轮流在这里看管、解说，全都是义务劳动，不会从捐款中拿走一分钱。

即便是这样，捐款对于修缮所需要的费用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尤其是随着年代的愈发久远，所需要的的维护费用就越高，而这里常常是一整天也迎不来一个客人。
于是这些老人们还要捐出自己的党费来补上窟窿。

“你是这个礼拜的第一个。”老人对我说，赞许的语气就像是幼儿园老师要给孩子戴上小红花，我受宠若惊。
随着苏联的分崩离析与格鲁吉亚的独立，曾经意识形态的主流迅速滑向边缘，继而被无视、被遗忘、被抛弃。但是老人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为自己此生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坚守，日复一日，与每一个来客讲述曾经的故事。

这对他们而言，到底是幸福还是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