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深文学评论家到乡土小说家，於可训以半生学养重返故园。其小说并非田园牧歌，而是深入乡土肌理，以声音、民俗等独特视角，冷静审视一个时代变迁中地理空间与文化精神的消逝，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别样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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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鱼庐百年变迁，展现自然之声被政治、经济话语覆盖的过程。
以“根系”与“游魂”为喻，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文化的断裂与重建困境。
借鉴传奇、笔记等传统笔法，实现叙事、抒情、议论的有机结合。
秉持返璞归真的童心书写，让故事自然生长，充满人情之美。
细致描摹“腊戏”“抖狠”等岁时节庆，为即将消逝的传统留下文学印记。
精华内容
於可训的小说创作，绝非简单的怀旧与抒情。它更像一具精密的解剖镜，透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剖析乡土社会在时代洪流中的复杂变局，其间的深刻洞见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声景的变迁
於可训的小说，尤其是《鱼庐记》，构建了一个以声音为核心的叙事空间。故事讲述了鱼庐从辛亥革命至今的百年变迁，期间鱼庐的声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最初，挖鱼庐遵循的是传统祭祀仪式，以香案炮仗之声沟通自然。但太爷爷用炸药开凿的“惊天巨响”，标志着革命话语对传统的改造。在集体化和“大跃进”时期，鱼庐中自然的生命之声“泼刺唧咕”，被干部指挥下挤压种鱼时“淅淅沥沥”的滴落声取代，生命规律让位于政治任务。
改革开放后，经济话语再度覆盖生态。卵生为养殖中华鳖而建的保温棚，其“机械嗡鸣与温控设备的运行声”彻底取代了湖面自然之声。这一系列声音的更迭，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更象征着不同时代的强势话语对乡土本真属性的层层侵蚀与收编。
水乡的游魂
在於可训的笔下，水乡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他通过“根系”与“游魂”的意象，深刻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面临的身份危机与文化困境。
“根系”指向扎根于黄梅地域的民俗方言、传统伦理。然而，随着自然灾害、政策变动等外部冲击，鱼庐从家族私产变为集体仓库，最终沦为废墟，其功能不断异化。“猖日”的傩戏仪式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沦为空洞表演，维持乡野伦理的功能被权力展示所替代。普通话的推行与城乡流动，也让水乡特色的方言逐渐被压制。
地理空间的消逝，导致了文化生态的瓦解和主体的精神漂泊，即“游魂”状态。作者并未止步于展现消逝，而是进一步追问：当承载文化伦理的水乡空间消失后，人的精神寄托将安放何处？这种追问，使其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挽歌，具备了更深刻的反思力量。
文体的突围
於可训的小说在文体上呈现出一种“突围与回归”的特质，他自觉地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融入创作，打破了现代小说的单一模式。
他化用古代传奇文体，《乡野传奇集》中的许多篇目都带有奇幻色彩和人生哲理。同时，他又效法《史记》的纪传体与“太史公曰”的笔法，在《熊先生列传》等篇目结尾以“临街楼主曰”的形式展开议论，烛照历史幽微。
此外，他对笔记体小说的借鉴也十分明显。作品中夹杂了大量乡野民俗、生存方式、民间技艺的知识性考据，如解释为何杀鱼叫“驰鱼”，实现了叙事、抒情与议论的无缝结合。这种对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为小说容纳丰富的历史记忆和生命形态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
童心与乡俗
於可训的创作被评价为一种“返璞归真的童心书写”。这种童心，并非指孩童的幼稚，而是一种历经世事后依然保有的纯真视角与赤子情怀。
他抱着本心写作，故事从生活中自然生长，语言亲切动人，没有学院派的僵硬。其作品如《少年行》《鱼得水变身记》等，在儿童性、文学性上达到了完美平衡。更重要的是，他以这颗童心去打量和书写故乡的民俗，为行将消逝的传统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记录。
在《腊戏》中，他描绘了村民凑份子请戏班、盲人夫妇也奉上糍粑豆丝的淳朴画面，展现了民俗活动的普惠性与文化凝聚力。在《元宵》里，他记录了独特的“抖狠”表演，并敏锐地指出，当其被改编为卡通真人秀后，便迅速失去了生命力，无人问津。这些书写，既是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告白，也是对传承困境的隐忍叩问。
於可训以学者的严谨与作家的温情，为我们打捞了一个正在远去的乡土世界。他的作品既是挽歌，也是警钟，提醒我们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安放传统与记忆。当故乡渐行渐远，我们又将如何寻回精神的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