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1，今年最想看又最不敢看的佳作

作者 | 魏子薇，剑桥大学

在《走钢丝的人》获得第81届金像奖把最佳纪录长片整整十年之后，今年的奥斯卡又把最佳纪录长片颁给了另一部记录极限运动的《徒手攀岩》。而现在这部超级刺激的作品已经来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中国观众见面。

标题Free Solo，即无保护攀岩，顾名思义就是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地攀岩。片中的男主人公亚历克斯就试图一口气爬上高达900多米、岩壁几乎垂直的伊尔酋长岩之巅。在影片的前八十分钟，他几乎都在反复测试、训练攀爬这座高峰。片子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的在生理和心理上作出的准备。

片尾，亚历克斯终于越过极限平面和怪兽大裂缝，一个长焦镜头对准攀上岩间的他。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中，没有人可以忘记这一幕：在航拍阔远的视域里，一半是苍翠的峡谷树林，一半是垂直岩壁的顶端。脚步轻盈地跃上山顶的平面，亚历克斯的身体像一个黑红的微缩点，和被他征服的山峦相比如此渺小，但又因他的渺小让人更感震撼。

影片结束后，我和朋友说：他爬的这个优胜美地，不就是我们四年前一起去过的那个国家公园吗？她回道：是啊，你不记得了吗？当时我们爬的那座山，就在伊尔酋长岩对面，爬上去就可以看见了。可就算是那一座更矮的，我们也半途而废。

我想了想那个下午精疲力竭的日落，只有长叹一口气，觉得人比人气死人。

看完电影，大多数观众都会和我在前文中一样，生发出对极限运动者的钦佩。他们是孤胆英雄，是不服输的追梦人，是赤诚和伟大。

然而在观影过程中，除了亚历克斯的冒险之外，另一样始终无法被我忘怀的存在，是始终凝视着他的摄像机。

纪录片导演金国威早前是《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和户外运动的拍摄经验。此番要拍摄一个攀岩者，他要求所有的摄影师也同时要是资深的攀岩者。唯有如此，才能最清晰地记录下这场峭壁上的冒险。

在影片中，摄像机很多时候是隐形的。大多数时候，观众只能看见亚历克斯一个人在岩壁上攀登，而看不见拍摄团队的存在。只有在幕后花絮照里，被悬挂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大显神通的摄影师们才一一显形。

这种“隐形”的跟随对于亚历克斯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样可以把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摄制组始终跟随着亚历克斯的攀岩训练。在他渐渐摸索出伊尔酋长岩的轮廓的过程中，摄制组也逐渐找到了最合适的拍摄角度。在最后的攀岩当天，我们看到的镜头，是由5位岩壁上的摄影师、3个留守地面的跟拍摄影师和1架负责航拍的直升飞机提供的。

然而，极限运动的性质，让摄像机的凝视始终暗含伦理学的隐忧。虽然用亚历克斯的话说，他喜欢区别风险与后果两个词。即当他攀岩的时候，他会倾向于想，他摔下峭壁的风险几率，其实很小，而不是想他摔下去的后果会十分严重。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保护攀岩者，他失手的可能都无法忽略，更不用提片子列举出的他许多已经遇难的前辈了。

于是影片记录的，其实是一个有高概率死亡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镜头的注视是否道德？或者说，怎样的镜头注视才可以是道德的？

早在1959年法国新浪潮的先驱就讨论过影像和伦理的关系。吕克·慕莱说：“追踪镜头（tracking shots）是一种道德问题。”随后是戈达尔更著名的宣言：“横移镜头（travelling shots）是一种道德问题。”这些宣言主要和当时电影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处理相关。他们认为，横移、特写镜头消弭了观众和主体，也就是屠杀遇难者间，本应存在的距离，因此既失去了对主体的尊重，也失去了观众对历史事件形成自我感知的自由。

镜头的选择之所以格外需要审慎，正是因为电影所展示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看过《天堂电影院》的人都会对这个情节印象深刻：小男孩多多从放映师那里得到了一些电影胶片。他把胶片存在盒子里，但胶片易燃，差点引发了火灾。

这是一个再显而易见不过的隐喻：正如菲林易燃，电影确实可以危及现实，即它展示的主体。

尽管摄像机大部分时间保持隐形，《徒手攀岩》里也承认过这一点。影片到中段的时候，亚历克斯曾尝试过一次无保护攀登，但半途而废了。随后，镜头记录了摄制组成员间的一次对话。其中一位成员忧心忡忡地说：“只有当亚历克斯真正有自信和安全感的时候，他才能自如地应对摄像机和其他人在场。而这正是拍摄的窘境。这窘境从未被突破：只要我们有人在，就必定有所不同。”

然而意外的是，金国威说：“去年他回心转意（指放弃攀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说明，我们的在场没有给他硬着头皮上的压力。这真的让我放心不少。”

这是片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对话。正是这段对话减轻了影片在剥削纪录片主体，或把他的探险和可能的死亡用作奇观和卖点的嫌疑。导演不因亚历克斯的放弃而失望，因为比起作为纪录片主题的攀岩是否能在短期内完成，他更如朋友般关切亚历克斯的生命。

影片进行到亚历克斯最后的历险。留守在地面的摄制组和他们的长枪短炮第一次集中出现，与岩壁上的亚历克斯穿插对照。多数时候，摄影师沉默地注视着镜头里的亚历克斯，但在后者要以几乎违背人体工学的方式通过怪兽大裂缝的时候，摄影师也忍不住要背过身去。他摇着头对同伴哀叹：“真不敢相信你们还敢继续看。噢不，我不想看，我不能看。”

当亚历克斯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最后一个关卡时，一个摄影师感慨：“今天是亚历克斯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天。”另一个已经被吓到虚脱的同伴回应道：“这绝对不是我最精彩的一天。我受够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再也不要做这个了。”

在这过程中，导演金国威则完全缺席了。他的声音只在画外通过通讯设备出现，小心翼翼地向自己的同僚确认：他通过极限平板的时候，请告诉我好吗？

与亚历克斯一往无前的孤勇相对照，导演和摄像这种设身处地的宽宥、紧张和不忍看，更让旁观者心生动容。他们对于攀岩产生的反应，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范例：不是置身事外的路人，不是视觉奇观冷漠的消费者，不是感知到血腥味闻风而来的嗜血的鲨鱼。只有在一种“不忍看”的态度里，相机的“看”才成为道德的。

虽然影片的标题叫Free Solo，而solo是单独、独自的意思，但令人欣慰的是，亚历克斯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冰冷的峭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