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到底让男人有多难堪？

在略显空虚的暑期档，《送我上青云》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口碑之作了。

这部由滕丛丛导演、姚晨主演的影片，截至目前已经在豆瓣上获得了7.4的分数。虽然它的排片仍然有些惨淡，但笔者周围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至少都给出了中上的评价。

《送我上青云》的主线剧情非常明确：独立女性盛男（姚晨饰）突然发现自己患上了卵巢癌。她本是一名有理想的记者，但高昂的手术费让她只得接受一份自己厌恶的工作。与此同时，她也想在摘除卵巢的手术之前，与自己喜欢的人再享受一次快乐。

有趣的是，它的剧情与之前撤档的《小小的愿望》达成了一定的对照。

当然，两者之间类型的区别，本身就有诸多值得推敲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送我上青云》确实选择了一条中国电影鲜少触及的路径，呈现了女性的情感与欲望。

当然，这部作品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在它的豆瓣短评页面中，也可以看到许多打出一两星的网友，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网友基本上都是男性。

那么，它作为一部女性电影，是否忽略、甚至冒犯了男性呢？当然，在大量冒犯女性的电影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一部冒犯男性的电影，也是一种合理的现象。但是，一部“冒犯”部分群体的电影，本身意味着创作者侵略性的意图，而且也常常会导致相对偏狭的视角。

但是，将女性电影简单地定义为“反对男性”的观众和读者，似乎仍然不在少数。

而在笔者看来，《送我上青云》绝不属于这种偏狭的女性电影。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谈谈这部影片中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观吧。

事实上，随着时代与理念的发展，女性主义早已合流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之中。如今处于时代前沿的女性主义者和女性创作者，已经很少将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她们转而关注更具普适性的问题——毕竟，美国上流社会妇女的问题，与第三世界贫苦母亲的问题，完全不是同一个问题。

这种合流的趋势，不但引导着女性们团结起来，也让她们得以与其他的性少数群体、弱势群体通力合作，而当所有的少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了多数。当这种力量通过影像呈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更为丰富的生命经验。

在近两年的影院中，我们看到了《嘉年华》《过春天》《柔情史》，当然还有这部《送我上青云》，我们也由此体认了涵盖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女性经验。与其说她们在抗争着什么，不如说她们在表达着什么。

在《送我上青云》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那种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形象。自以为是的青年毛毳那孩子气的野心，还有附庸风雅的老人看到盛男母亲时的动情，都让这些角色显得格外具体而丰满。甚至是对盛男指手画脚的暴发户李总，也与自己的父亲保持着一段颇为有趣的关系。

其中最为复杂的男性角色，或许是盛男偶遇的文艺男刘光明。他在船上向盛男大掉书袋的样子，让观众切身地体会到了男性话语的压迫感。但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他那虚伪的外壳一点点地被剥光，他也从一个平面化的角色，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有弱点的人物。

有趣的是，影片的片名“送我上青云”的典故，在片中正是出自刘光明之口。其实，李总父亲避世隐居的山巅，也是被青云缭绕的。然而，刘光明其实并没有那么超脱，李总的父亲也绝非“遗世而独立”。

这些男性话语中的“青云”，就如同曹雪芹用笔墨定义宝钗那样，是间接而疏离的。盛男用她自己的方式，用影像而非话语，让我们意识到了“送我上青云”的意义。

它可以是一种欢愉，但也可以是一种释怀。

在这部影片里，这种释怀不仅是叙事的结果，也是一种叙事的风格。当我们快要触及某些严肃而沉重的议题时，它似乎总能用某种戏谑与轻笑，将议题缓缓带过，颇有一种四两拨千斤之感。

这种举重若轻的幽默感，也是这部影片性别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举重若轻是属于盛男的。毛毳有着渴求成功的偏执，而李总的父亲则“退而求其道”。刘光明更是在各方力量的挤压下，难以追寻真实的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组群像可以看作是男权社会反压迫现象的剖面。

与他们相比，盛男当然是相对自由的。

她有直面死亡、直面欲望的勇气；当他人仍在现实的迷宫中周旋的时候，或许正是这种轻盈的幽默感，让她可以升上青云，从空中俯瞰这个迷宫。而刘光明不过是在反复地默念着“青云”二字而已。

当影片中的男性各就其位的时候，盛男一时间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许很多观众会感到疑惑，这明明是一部讲述女性困境的电影，却有着如此自由放浪的片名。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位置”其实也不过是某种囚笼，而在盛男身上，我们反而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正是这个不知所措的角色，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些既有的位置之外，还存在着青空般广阔的空间。

当片中的男性妄图征服世界、甚至彼岸世界的时候，盛男告诉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要战胜的东西。这种对既有逻辑的翻转，正是性别叙述、乃至多元叙述的意义，它让我们交流彼此的生命经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也更好地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