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塔尔真的永远地放弃了电影？

作者 | Jonathan Romney，来源《视与听》

译者 | Issac

《缺失的人》作为2019年维也纳艺术节的一部分，于6月13日至6月16日在维也纳博物馆区的E大厅放映。

维也纳博物馆区的E大厅厅内亮着亮红色的灯光，仿佛正在举行派对。地上铺了一条散落着亮片的红毯，上面放着几张高高的自助餐桌，桌上凌乱地摆着脏碟子、半空的玻璃杯和酒瓶，一副社交舞会之后的狼藉模样。

这部电影展示了我们正坐在其中的那个空间，如果说这还不够令人不安的话，那么这部电影还有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即这么一部贝拉·塔尔的作品，居然是以鲜艳的彩色画面开场（尽管很快又褪回他那熟悉的黑白画面）。

不过《缺失的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部电影：这位匈牙利作者导演曾宣布，在他2011年的长片《都灵之马》之后，就永远地放弃了电影。

自那以后，他只创作了两部作品，《缺失的人》便是其中之一。另一部展映于2017年阿姆斯特丹的眼睛博物馆，简洁地描述了一位萨拉热窝的街头艺人。

塔尔坚持认为，自己的新作并不是回归电影，而是自己“作品集的后记”。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特定地点的放映——带有仪式感表演的元素——放映的这部电影是专门为这个场地和这次场合而拍摄的。超过四天的展映期，却只有八场放映——这是维也纳艺术节的内容之一——在此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塔尔告诉我说，《缺失的人》可以被称作“某种赞美诗”。这部作品是他和维也纳的流浪人口一起创作的，他花了六个月来了解这些住在维也纳各个收容所的人们，然后在四月份的时候，在E大厅花了五天多的时间拍摄了其中的两百位流浪者。

三块电影屏幕上放映的画面由塔尔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福瑞德·科勒曼拍摄。画面中，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进入大厅，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地盘。一开始，他们在镜头前列队而立，位于他们前面的是一个看上去很强硬、颇年轻的男人坐着轮椅，仿佛领袖一般；后来他在房间里巡视，好像在守夜一样，而摄影机也一直跟着他。

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在桌前狂吃豪饮，让人想到布努埃尔的《维莉蒂安娜》或是勃鲁盖尔的绘画中“乞丐的宴会”的场景——后者一直影响着塔尔的创作。他们破坏了宴会残局，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为了祝贺他们而举办的宴会？

摄影机也专门聚焦于个人：一位老人演奏着排箫，并用一种可能只有他自己懂得的语言吟唱着；一个秃发的男人细心专注地给自己喷上银漆，之后便要去摆出“活体雕塑”的造型，这是他在街上谋生的方式；一个女人在刺绣，另一个呢，则在读者匈牙利文的主祷文……

可能最动人的是一对体型壮实的中老年夫妇拥抱在一起，并轻轻地接吻。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着配乐，是出自塔尔常常合作的作曲家米哈伊·维格之手的风琴伴奏，如催眠般低沉单调。

大概九十分钟之后，这些人都走了，镜头移到他们留下的那些物品上：袋子、篮子、外套，人类在世界上留下来的、看不见的痕迹。然后，剧情突变：房间尽头的一块屏幕升起，露出另一块广阔的空间，里面放着长餐桌、凳子，还有一位手风琴师现场演奏哀愁的探戈舞曲。

我们在吧台排队拿葡萄酒或啤酒——所有的顾客都站在流浪者的旁边喝着——同时另一块屏幕上出现了《缺失的人》的参演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屏幕上，明暗对比强烈，让我们有时间来仔细观察他们的脸——各式各样，或充满希望、或形容枯槁、或满是疑惑、或饱受摧残——他们所经历的，是今晚上坐在这里的我们很难想象的。

前一天，塔尔为他的演员们举行了一次预映，把消息传到维也纳的各个收容所，邀请他们来观影。“我们有网络——他们半数人都有手机，并且也会上网，”他说道。然而，开拍之后，有些参与者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个斯洛伐克的吉普赛人消失了，可能被驱逐出境了。这次创作的灵感，部分来源于匈牙利之前通过的法律，该法律将流浪者归类为犯罪者的行列。

塔尔说，维也纳的流浪者来自东欧的各个地方，他们很多人完全不会说德语，“但我们找到一种语言。”他在拜访这些收容所的时候，开始了解到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他们之所以无家可归，大多是因为个人悲剧：婚姻失败、酗酒或是染上毒瘾，或者仅仅是一次意外就足以让他们变成现在这样。如果你在街上流浪了三周，那就完了——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轮椅上的那个人，“是匈牙利人，来自苏格兰高地，他发生了一起意外。他很聪明。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们所有人。如果你不喜欢他们，你根本没办法拍这部作品。”

《缺失的人》的演员们，都有着一成不变的循环的生活模式，塔尔说：“白天在收容所里，晚上也在收容所里，整天做的事情就是乞讨。但有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有什么不同吗？也许，我们的圈子只是稍稍大了一些罢了。我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我们在生产着什么呢？仅仅是那该死的利润？”塔尔说，很重要的是，《缺失的人》说的是“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和非人的系统。如果你生产力不够，你就会出局。”

《缺失的人》让人因其完全理智的美而感动不已，这也是一次出于团结和同理心的举措。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行为，是脱离于电影制作的经济体系的创作，仅仅能被观看几次就会完全消失。

塔尔承认，让享有特权的艺术观众付费来看流浪者，是不和谐的；这部作品建立在这种不和谐之上，让我们坐在他的主人公坐过的那些凳子上。他想要让观众感受的是，“你们和他们也没什么不同。可能有，但那些不同也只是暂时性的。”至于这部作品极短的放映时间：“如果你能记住这个晚上，记住二十年，那也就不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