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龄化程度地域差异及养老应对策略分析报告

一、中国老龄化现状概述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 21 世纪以来最显著的社会变化之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据统计，2023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约 2.2 亿，占总人口的 15.4%，这一数字已达到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按照当前发展趋势，预计 2030 年我国将进入占比超 20% 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6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约 37.4%，到 2080 年及之后甚至会升至 46% 左右，意味着每 4 个中国人中就有 1 位老年人。

我国老龄化进程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等显著特征。自 2000 年迈入老龄化社会门槛，至 2021 年即迅速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这一进程远快于多数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医疗水平的提升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8 岁左右且持续提高，少子化趋势则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结构的失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老龄化还呈现出城乡倒置的特点，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已显著高于城镇，而养老服务设施却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给养老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老龄化地域差异的具体表现

（一）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区域。数据显示，2020 年东北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24.00%，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6.2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率先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辽宁省作为该区域的典型代表，2023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 21.1%，位居全国各省之首。东北地区面临的人口形势尤为严峻，不仅老龄化程度高，还伴随持续的人口外流和低生育率，如辽宁省 2019 年出生率仅 6.4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 0.80‰，这种人口全面负增长态势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进程。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也呈现老化趋势，黑吉辽三省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均超过 39.7 岁，位居全国前三，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制约。

（二）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整体老龄化程度与中部地区相近，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 18.85%，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 13.50%，但内部存在显著差异。以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尤为突出，2024 年户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 37.6%，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 86.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5.6%。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老龄人口比例已超过 20%，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阶段，呈现出老龄人口基数大、低龄老人增速快、老龄人口流入多等特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广东省作为经济第一大省，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2023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 10%，这主要得益于其持续的人口流入和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三）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老龄化程度与东部地区基本相当，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 18.85%，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 13.50%。该区域中，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份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山东省作为常住人口过亿的大省，65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1595 万人，成为全国老龄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占比超过 15%，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湖北、湖南等省份老龄化程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安徽、河北等省的老龄化形势同样值得警惕。中部地区作为连接东西部的枢纽，其老龄化问题既包含了农村青壮年外流导致的老龄化加剧，也面临着城镇养老服务资源不足的挑战，呈现出城乡老龄化问题交织的复杂局面。

（四）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区域，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6.00%，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1.60%。西藏自治区老龄化程度最低，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 6.1%，是全国唯一老龄化率低于 7% 的省份。青海、新疆、宁夏等省份老龄化率也低于 10%，整体呈现出 "西低东高" 的区域分布特征。然而，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并不意味着养老压力小，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临更多困难，部分省份如四川老龄化程度已达 18.5%，高于东部平均水平，反映出西部地区内部老龄化差异同样显著。

（五）城乡差异

我国老龄化最突出的地域差异体现在城乡之间。数据显示，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 23%，比城镇高出 8 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现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持续加剧。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 "空巢老人"" 独居老人 "比例居高不下，形成" 老龄化程度高 + 照料力量缺失 "的双重困境。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 60 年代人群正步入老年，这批农村老人多处于"4-2-1" 家庭结构中，子女数量少且多外出务工，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赡养压力空前。与城市相比，农村养老还面临养老金水平低、服务设施短缺、医养资源匮乏等多重挑战，成为我国养老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三、地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老龄化地域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发达地区通常拥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较长，理论上可能导致更高的老龄化程度，但同时也因其较强的经济吸引力而持续吸纳年轻劳动力流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压力。以上海为例，虽然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达 37.6%，但大量外来年轻人口的流入使其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户籍人口。相反，欠发达地区不仅医疗条件相对较差，更重要的是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出问题，大量生育年龄人口以就业为导向流向发达地区，导致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当地老龄化程度。2022 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人口流入经济发达地区的进程趋缓，直接导致上海等城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同比增加 1 个百分点，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地域分布的重要影响。

（二）社会文化因素

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差异，通过影响生育观念、家庭结构和养老方式选择，深刻塑造了老龄化的地域特征。东北地区作为传统工业基地，受计划经济时期生育政策影响较深，加之近年来经济转型导致的就业机会减少，年轻人口外流严重，生育率持续走低，形成了老龄化与少子化相互叠加的局面。相比之下，广东等南方省份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深，生育率相对较高，2023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 10%，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在养老观念方面，农村地区传统上依赖家庭养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空巢老人" 现象普遍，而城市老年人则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或社区养老，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出不同特点。

（三）政策因素

各地人口政策、养老政策等制度安排对老龄化地域差异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人口政策方面，虽然我国已全面实施三孩政策，但各地在落实生育支持措施上存在差异，一些地区通过提供生育津贴、育儿补贴、住房优惠等政策提高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压力。在养老保障方面，地区间养老保障水平的差异导致了老年人口的流动，养老保障水平高的地区往往吸引更多老年人口流入，进一步改变了区域老龄化格局。长三角地区在区域一体化战略推动下，已出台 100 余项养老相关政策法规，涵盖财政支持、设施建设、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养老政策体系，这种政策优势不仅影响了养老服务供给，也对人口流动和老龄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各地区典型养老案例分析

（一）农村地区典型案例

农村养老创新实践正在各地涌现，为应对农村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经验。浙江台州黄岩区西范村采取村集体投资模式兴建老年公寓，实现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吃住，费用由村集体承担，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在农村养老中的支撑作用。河北威县孙家寨通过每月举办 "千人饺子宴"，为 65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餐饮，既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题，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甘肃临夏大庄村则将闲置学校改造为互助幸福院，提供就餐、娱乐、义诊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福建晋江涵口村投资 600 万元新建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设置专属活动空间，涵盖休闲娱乐、学习交流等功能，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案例表明，农村养老可以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强化互助合作等方式，有效缓解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二）城市地区典型案例

上海和北京作为超大城市，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探索出了具有城市特色的养老模式。上海养老服务正从 "增量" 向 "提质" 转变，2024 年全市养老机构达 693 家，核定床位总数 17.00 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 11.72 万张，占比达 68%，重点提升失能照护、认知障碍照护等专业服务能力。在居家养老方面，上海已累计完成 3.4 万余户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通过优化补贴机制，将政府最高补贴从 3000 元调整为 5000 元，并延长补贴期限，推动适老化改造向市场化转型。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截至 2024 年底全市共有 405 家长者食堂，各类助餐服务场所 2406 个，有效满足了老年人就近就餐需求。

北京则重点构建了三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99% 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在区县层面建设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负责资源统筹和标准制定；在街道乡镇层面建设集居家养老、老年餐厅、医养结合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已建成 105 家；在社区层面建设 1500 多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针对 80 岁以上近 69 万高龄老人的需求，北京累计建设 3.3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养老服务送到家中；布局建设 2666 个助餐点，覆盖近九成城乡社区；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居家老人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医疗需求。这些实践为大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有效应对策略总结

（一）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基础工程。要继续加大财政投入，重点建设面向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机构和普惠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高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养老服务格局。积极培育智慧养老、健康养老等新兴业态，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养老服务效率和个性化水平。针对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应加快推进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长者食堂等普惠型设施建设，优先解决空巢、独居、高龄老人的就餐和照护难题。同时，整合农村党群服务中心、闲置校舍等资源，建设多功能老年活动中心，丰富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是老年人生活的基本保障。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缩小城乡养老保障差距。鼓励农村居民提高个人缴费档次，建立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的激励机制，增强个人账户积累。针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探索建立差异化的养老保险筹资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养老保险投入，提高基金可持续性。特别要关注农村 "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等特殊群体的保障需求，完善特困老年人救助供养制度，确保老年人能够享有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

（三）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

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挑战，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企业应加大对自动化设备和技术研发的投入，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降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针对东北地区等劳动力老化严重的地区，应制定专项人力资本提升计划，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率。同时，要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建立弹性退休制度，鼓励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实现 "老有所为"。

（四）鼓励生育

提高生育意愿是缓解老龄化的长远之策。要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生育家庭的经济补贴和福利保障力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可考虑提供差异化的生育津贴、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建设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落实住房优惠政策等综合措施，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同时，加强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逐步改善人口结构，为应对长期老龄化挑战奠定基础。

（五）城乡互补发展

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实施以城带乡、互补发展战略，鼓励城市资本与农村合作，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农房等资源，发展旅居康养、生态养老等特色业态，在满足城市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同时，带动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改善和服务能力提升。推广 "村级互助幸福院"" 长者食堂 + 文化娱乐 " 等综合模式，既解决基本生活需求，又提供精神文化服务。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养老资源共享、政策协同和服务联通，可以有效提升养老服务整体水平，这一做法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地推广。

六、结论与展望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差异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东北地区的深度老龄化、农村地区的 "未富先老"、城乡之间的养老鸿沟，构成了我国养老工作的复杂图景。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立足各地实际，实施差异化策略，既要解决共性问题，也要关注特殊困难；既要完善制度保障，也要创新服务模式；既要政府积极作为，也要激发社会活力。

从长远看，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北京的三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上海的养老服务品质提升行动、浙江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等案例表明，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地制宜创新实践，就能够找到适合不同地区的养老解决方案。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以及长三角等区域养老一体化的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持续关注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不断创新养老服务模式，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这既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检验，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