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山东济南。王女士的手机响了一声。
上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的班级群,老师发来一份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第二天早上交。她抓起电动车的钥匙下楼,去最近的打印店。
这个动作,她做过很多次。今年1月《法治日报》报道过她的事:孩子平均每周要打印三到五次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有时候她忙,没顾上看群;有时候老师发得晚,等她赶到,店已经关门。法治日报
那一晚,全家只剩一个问题:明早的作业怎么办。
王女士不是特例。10月6日,“孩子打印作业开销”冲上热搜。海报新闻的调查里,一个四年级孩子每周要打印三到四次,一学期下来,单科打印费最高300元。8月,半月谈写过一户人家:暑假还没过完,已经打印了400多页。三湘都市报半月谈
山东枣庄的宗女士,孩子上初二。她回忆初一那年:工作日每天打两张,周末每天五六张。一学期结束,她把留在家里保存的练习纸摞起来量了量,接近0.1米;照这个厚度估算,一学期打印出来的作业可能超过0.2米。法治日报

300元不算多,纸其实也不贵。一位修了很多年打印机的师傅算过账:A4纸9.9元一包500张,400页的纸钱也就十块上下。真正花钱的是墨盒,一套上百;是搓纸轮、硒鼓、定影器的寿命;是卡纸、堵头、断墨之后,家长蹲在机器前研究的那一个小时。
他说,自己是最该劝人买打印机的人,可他反而觉得,不能因为机器便宜了,就默认每个家庭都该有一台。“打印机便宜,不代表打印这件事情没有成本。”知乎
一学期三百块,很多家庭出得起。难忍的不是这笔钱,是它出现的方式:工作日的晚上,群里随时弹出一个文件;不是“有空打一下”,而是“明天早上要交”。
王女士试过跟语文老师反映。她收到的回复是:“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法治日报
北京西城的朱女士家里没有打印机。她说每次打印都像执行紧急任务:找店、往返、排队,一趟要半小时以上。她从来没向学校反映过,怕老师觉得家长“事多”,对孩子不好。

“自愿”两个字,在这里是悬空的。函数图像、几何图形没法手抄;作业交不上去,后果落在孩子身上。决定权在发文件的那一头,结果在收文件的这一头。
学校为什么不能统一印?
“一科一辅”规定,一个学科一学期只能统一推荐一套教辅。一套不够用,老师想补充,就得自己找题。老师们的顾虑也很实际:统一采购容易被举报,集中打印再收费,又容易被怀疑牟利。最省事也最安全的办法,是把电子版发到群里。半月谈
半月谈写过一位二年级家长的经历:老师把教辅书上的习题一页页拍下来发进群,让家长自己打印。“一本书十几元,一张一张打印效果差不说,打印完30元也不止。”
一本书十几元,打印出来三十多元。钱多花了,书却没进教室。半月谈

边界本来是写清楚的。2021年“双减”意见提出,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今年7月,教育部在暑期工作通知里又重申: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中国新闻网人民网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说,过度依赖家庭打印,是把家庭异化成了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一边绕开了作业量监管,让负担“明减暗增”,一边把本该学校承担的责任转了出去。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刘一玮的说法更直接:它已经变成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法治日报
从前的试卷是学校油印室推出来的,带着一股油墨味。现在,同一张卷子从群文件里下载,在客厅的打印机上吐出来。变化不在纸上,在那道“印”的工序——它被从学校里单独拎出来,插进了每个家庭的晚上。
所以,这件事不该按“要不要买打印机”来讨论。
一台几百块的机器、一学期三百块的耗材,算不上大数目。被挪走的是流程:设计、印制、发放,原本都在学校内部完成,如今“印”这一段落到了家长桌上。家长买的不是一台打印机,是替一套流程值夜班。
能做的事不多,但有一件:分清偶发和常态。老师偶尔发一页补充材料,打就打了;如果每周固定三四次、动辄几十页、默认必交,那就不再是“自愿”。这种情况可以走家委会或学校,把统一印制、或者由官方平台集中提供,提进作业管理里去谈,而不是在群里和某一位老师较劲。老师那一头也未必轻松,很多资料是下班后熬夜整理的。
攒一周集中打、用云打印、自己买机器,都能省下一些钱,但都只是把成本从钱挪到别处。真正的解法只有一个:让“印”这道工序,回到它本来该在的地方。
王女士家的打印机最后怎么样了,报道里没写。但可以想见,它坏掉的那天,家里最着急的不会是维修费,而是今晚的作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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