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我家的年味小角落

茶几是我家最没规矩的地方。

腊月廿三起，它就不像茶几了。果盘里砂糖橘堆成小山，底下压着没拆的快递；遥控器旁边并排两副老花镜，我爸的，我妈的，用起来谁也不拿错；瓜子壳刚收进垃圾桶，弟妹又哗啦倒上一捧——不必让，自己伸手。

最占地方的是我爸那套“书法摊”。红纸裁成方块，墨汁瓶盖拧半开，他弓着腰，毛笔悬了半天，落下去是个“福”。我妈路过瞥一眼：“歪了。”他不服，另裁一张，又写。茶几边角堆了七八个福字，每个都歪，每个他都留着。

我妈的阵地是电话。手机搁腿上，通讯录往上划，外甥、老同事、海南过冬的二姨。“今年不回？那给你寄点香肠，地址发来。”边说边按茶几上的小本子，字迹潦草，只有她自己认得。

夜里十一点，电视开着没人看。弟妹靠沙发剥柚子，指甲嵌进厚皮，汁水溅到茶几玻璃上，顺手一抹。我爸把写废的红纸叠成小方块，垫摇晃的桌腿。我妈还在发语音，声音低下去，像怕吵醒谁。

柚子剥好了，一人一瓣。电视里春晚重播，主持人说吉祥话。茶几上堆着果皮、纸屑、半杯凉茶，脚伸上去也没人讲。

三百多天，这地方搁茶杯、搁遥控器、搁回家随手扔的钥匙。只有这几天，搁满瓜子壳、写废的福字、剥到一半的砂糖橘——搁着怎么都聚不够的人。

乱得很。可一抬头，人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