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谈到书法学习,现在大多数人都会从欧、颜、柳、赵的楷书入手,然后就是行书等等,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书法学习的套路,也从未就碑学与帖学有所区分,更不知道在中国的书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碑学与帖学之争,也恰恰是这一之争对书法之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写和重构了中国书法史的格局。碑学的一度风靡,以取法汉魏碑刻为宗,打破了上千年来崇尚二王及历代以帖为主的传统书风的取向。
书法帖学历史悠久,书体和笔法到了晋朝已经是一个完备的的成熟系列了,正、草、隶、篆、行五种书体皆备,完善成熟,已然就是一部书法史。在晋以后的千余年,以王羲之书法为主导的帖学书法,基本成为了中国书法的主线或者说是正脉,传承有序。一个崇尚法帖的书学流派也由此形成,在两宋盛行,并对元、明、清三朝书坛产生影响。
帖学的兴起可能是宋以后多见于刻帖一翻再翻,且易得而为临池范本。后也是因为翻版太多使之泛滥,致使更多的学者只能模影度形,至乾隆、嘉庆间,帖学已显穷途末路,而此时金石考据学正值兴盛时期,两汉、六朝碑版的相继出土和被发现,阮元“二论”的提出和包世臣继起提倡北碑,又为碑学推波助澜,因之崇碑之风一时大盛。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中有云:“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清代碑学的兴起在书法审美和技法上为书法学引发了一场革命,金石研究的成果也为书画家们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书法注入了新的理念,使得形式的构成元素大大丰富,拓宽了书法发展的空间。
就帖学来看,撇开类似于《淳化阁帖》和那些辗转翻刻地传拓之本,基本面对的都是能真实的反映书者写字风格的墨本(现在多为影印本),易于辨认、掌握和研究。帖学也多以手札、书信为主,像陸机《平复帖》,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等等,笔墨所反映的书者情状都能得到清晰的辩识,在能为后人学习和研究提供帮助的同时,也足以带来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等风格迥异的审美享受。
九十年代初期,我读过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在此影响下,我也曾一度对碑学感了兴趣,像《爨龙颜》《爨宝子》《石门颂》《石门铭》《瘗鹤铭》,包括《郑文公碑》和《张迁碑》,还有一些《龙门造像》等等,多有临习。虽然它们不同于帖学表现出来的浓重书卷气,但碑学书法的质朴、厚拙、刚健豪放之美,确实给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这些碑文的书法中,雄厚的金石气,让我领略到了与帖学不一样的美感。
现在想想,碑学也好帖学也罢,应是各有所好,也是因人而异。两者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正如刘熙载所说:“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又“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如果将碑学与帖学以虚实对比,那就是碑学的着眼点在力,也就是实处,而帖学则是着力点在虚,所以这一实一虚给我们带来在用笔上的感觉就是帖学的虚灵和碑学的厚实。
纵观中国书法历史,帖学与碑学所涵盖的古代书法发展的两大源流,其实就是两道交相辉映的风景。即便是“碑”与“帖”之间有比较、有争诉,但对于书学而言,倘若我们能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考量与探询,均会发现“碑”与“帖”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从我学书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就是,“碑”之古拙可去笔法怯弱之弊,于帖学中可以学得神采,以侧取妍,增加笔墨的灵动性。
书法的学习首先是要适合自己的,是能为我所学的,再可运用之以书其性情。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 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蔡邕《笔论》)(写于庚子年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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