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清平乐》的方式打开《大宋之变：1063—1086》

很多读书人说，如果要回到古代，那就选北宋。因为北宋“不杀士大夫”，北宋的知识分子最幸福。尤其是宋仁宗在位几十年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构建起一套平稳的统治秩序，被后世津津乐道。但北宋还留给后人一个截然相反的印象，北宋后期，奸臣当道，靖康之变，国破家亡，两位皇帝被俘。从仁宗驾崩到靖康之变不过六十多年，北宋并没有坐等衰亡，王安石变法得以给北宋续命。那北宋为什么还是迅速衰落呢？

宋英宗是北宋的第五任皇帝，前一任皇帝是在位长达41年，后世备受赞扬的标杆皇帝仁宗。而英宗，不仅在位时间短，只有三年半，而且充满争议，他在位期间主要做的事，是给父亲讨个合适的名分。英宗其实并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仁宗在位时间很长，但是一直都没有儿子。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皇位的稳定传承不只是皇帝个人的事情，也是国家稳定的关键，仁宗当然很清楚。由于仁宗的亲兄弟也早早过世了，仁宗就从堂兄濮王的儿子当中挑选了一个三岁男孩，领到宫中养着。仁宗并不是要把这个孩子培养为接班人，这个孩子的使命是“招弟”。这个小孩儿名叫赵宗实，就是后来的英宗。想一下，小宗实的处境其实很尴尬。他离开了生父，虽说与皇帝更近，但他与皇位并没有多少关系。只要皇帝有了儿子，小宗实“招弟”的使命就完成了，他就会被送回家中。

仁宗五十多年的生命里有过十六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儿子，但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有活下来。于是，一个很悲凉而且荒诞的剧情在小宗实生命里反复上演了二十多年：小宗实被接进宫中“招弟”——皇帝有了儿子——小宗实被送回家——皇帝的儿子夭折——小宗实再次被接入宫中“招弟”——皇帝又有了儿子——小宗实又被送回家——皇帝的另一个儿子也夭折了——小宗实再次入宫……

按理说，随着仁宗岁数越来越长，也该考虑把小宗实正式过继过来。但仁宗内心深处，其实对小宗实充满排斥、拒绝。仁宗每次看到小宗实，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自己没有儿子，进而想到江山要落入别人手里，而且还是落入血缘关系比较远的旁支。后来仁宗身缠重病，却仍然竭力回避继承人的问题。直到仁宗去世前一年，他才百般不愿意地把赵宗实立为皇子。承担“招弟”工作二十七年的赵宗实混上了一个皇子身份，而不是皇太子。虽然仁宗没有别的继承人，但他也不想把皇位交给一个外人。这时的英宗已经三十岁，但他仍然是一个“备胎皇子”。一旦后宫里有了新生男婴，他还是会被打回原形。由于仁宗对他态度冷漠，宫中管事也表现得十分刻薄，甚至出现过饮食供给中断的情况。

人情冷暖可以忍受，宫里宫外来回折腾也不敢嫌麻烦，甚至皇位最后落不到自己手里，也不算个事。只是，他这样一个局外人在皇位问题上不断地被拽进来，踢出去，文武百官还有后宫王妃对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更可怕的是，将来仁宗有了皇子成为皇帝，赵宗实作为一个曾经的皇位竞争者，未来能不能全身而退，恐怕都难说。最终，仁宗在病入膏肓中遗憾地离开了人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压力、惊吓、失落，赵宗实成为皇帝，一块悬着的石头落地了。“备胎皇子”获得最高权力，原本压抑的内心，终于获得了舒展、伸张，膨胀的机会。

英宗继位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显露出来——如今成为皇帝的英宗，应该给皇帝的生父濮王怎么样的名分。这在古代，这是个至关重要的事情。按照礼制，在皇家血统中，英宗的父亲是皇族旁支，仁宗皇帝这支是大统，英宗被过继给仁宗，成为仁宗和曹皇后的儿子，这意味着英宗从旁支进入大统，荣幸地成为皇族嫡系长房的儿子。按照儒家的伦理主张，英宗应当用侍奉父母的礼仪侍奉仁宗和曹皇后，对于亲生父母，要降低规格。英宗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想当初，仁宗对待他的冷漠警惕，哪儿半点父子情分，历经委屈的英宗咽不下这口气。但是作为皇帝，他需要矜持，于是，英宗把这件事情扔给大臣来讨论。

一些官员看懂了英宗的心思，提出“礼不忘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讲礼制，怎么能不认生身父母呢。但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官员认为，“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英宗作为仁宗的孝子，既是修身之道，也是治国之要，所以英宗应该称他的生父为“皇伯”，也就是“皇帝的伯父”。把自己的亲爹叫“伯父”，英宗哪能受得了。于是他扩大讨论范围，让朝廷中级以上官员集体商议，以便争取支持。不过，在儒家礼制主导的时代，显然反对意见更多，英宗这么做只能是自取其辱。虽然，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在舆论中占据明显优势，但英宗就是要掰掰手腕，他执意把生父濮王称为“皇考”，也就是“皇帝过世的父亲”，同时把反对的官员赶出了权力中心。这时，北宋时期的政治风气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仁宗时期相对平稳的政治风气被打破了，皇帝开始和大臣硬碰硬。第二，官员群体出现了分化，官员中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看得懂皇帝的心思，支持皇帝扩张权力，并主张锐意改革。不过，英宗在位不到四年，仅仅36岁就去世了。

英宗驾崩，神宗即位。神宗上台后背负了很大的压力。第一个压力，来自家庭。神宗的父亲英宗十六岁就生了神宗，但三十出头才当上皇帝。所以，神宗从小就能体会到父亲做“备胎皇子”时的憋闷、失落和心惊胆战。父亲当皇帝三年半就去世了，二十岁继位的神宗当然想要做出一些伟大的功绩，比如开疆拓土，扫除边患，通过实力来为父亲正名，为自己的血统正名。神宗的第二个压力，来自国家。北宋长期面临着来自西夏的军事压力，对于国家，这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北宋四年内有两位皇帝过世，两场国丧接连举行，也是财政负担。朝廷真的缺钱了。神宗要想维持帝国日常运转，要想有效地对付西夏，得想办法在国库里存点钱。

神宗年龄小，他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获得能臣，而且是善于理财的能臣辅助。下面轮到我们熟悉的王安石出场了。王安石变法政策很好，各种数据表明，其在国家理财方面非常成功，但是神宗与王安石只关注目标，却对实际影响关注不够，种种措施导致北宋的政策倾向、政治共识、官僚风格的大转向，这是北宋“衰亡”的关键。首先，北宋的国家政策倾向变了，国家与社会间的平衡消失了；第二，宽容的政治共识被破坏了；第三，官僚群体变质。变法的目的是理财，就是敛财。为了完成绩效考核，变法派成为一群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朝廷的想法，不关心百姓的疾苦。王安石不过问地方社会受到的损害有多大，只关心“获得了多少实际利益”。有一位学者说：“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风气开始形成。”仁宗在位时期，为民说话的为官理念、“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的行政作风，一时烟消云散。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新法带来的问题已经很突出，太皇太后便邀请资历深厚的司马光还朝主政。司马光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但他却缺乏政治家的魄力与手段。司马光主张宽容政治，希望宋朝在政治风气上能重返仁宗时代。他鼓励官员大胆批评，哪怕是批评他本人。但今非昔比，如今站在朝堂上的，已经是矛盾重重、党派林立的工具化官僚。经历了变法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仁宗时代就事论事、宽容妥协、课题分离的大局观与中庸之道，他们只会在打击政敌方面表现得义无反顾和不择手段。现在，司马光放任官员大肆批评，实际上推动了党派争斗的公开化。

司马光虽然主张各抒己见，但他本来就是变法的反对派，当别人提出变法也有可取之处，不应该全部废除，司马光会本能地联想到变法的各种严重弊端，他认为仁宗时期政治模式才是最理想的，那个时候没有变法，却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与司马光观点不同的人，就会失去平等沟通的机会。而且，司马光是被请回朝堂的，他的资深反对派标签更加耀眼，很多人会聚拢在他周围，事实上，一个新的政治小团体形成了。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王安石和神宗为宽容政治开掘了坟墓，而司马光将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将挥锹铲土。

司马光当宰相十六个月后，便去世了。几年后年仅十六岁的宋哲宗继位。王安石变法导致皇帝的权力被放出了笼子，无论是出于有所作为留名于后世的宏大愿望，还是一个人追逐权力的本能，哲宗都会牢牢掌握并大胆使用权力。于是，相似的一幕发生了。司马光死后，他的支持者被清理出朝堂，革新派被重新启用，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政策被恢复，同时，哲宗再次对西夏出兵，并取得胜利。哲宗实现了神宗当初对付外敌、建立功业的志向，但大宋之变已经无法逆转。

因为，党派割裂无法复原，党派斗争始终持续，朝廷动荡一刻不停。仁宗时期的平稳而活跃的政治景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士大夫因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权的力量。这时，皇帝和宰相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才有了宋徽宗采办“花石纲”，奸相蔡京、童贯，梁山好汉、方腊起义，女真人兵临城下、徽钦二帝被俘的故事。似乎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但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继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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