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的人可能都不了解,“贡茶”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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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贡茶是什么。
贡者,进献也,本义是向朝廷进献物品,其中包括财物(贝)以及地方特产等;
贡,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进献制度。最初,中央政府以此作为“致邦国之用”的方法,属国或地方政府以“进贡”的方式表示臣服。进贡者往往得不到什么赏赐作为回报,但后来“朝贡”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一种象征。
“进贡”作为一种“官场礼仪”,自然也夹杂了太多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寄托,也是封建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是茶的国度,茶叶自然也逃不过作为“贡品”的命运,更逃不过与进贡之人的命运相互绑定的命运,有多少人借贡茶加官进爵,又有多少人因贡茶名扬天下。
在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贡茶”始于周武王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至今也有三千年历史了。有明确进贡数量记载的是东晋元帝期间,“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宋 寇宗奭《本草衍义》)。
但至唐代之前,虽有不少贡茶记载,但都没有留下贡茶的产地和名称。
真正的贡茶制度,是从唐代开始的。
唐代,茶道大兴,从民间至帝都,从文人雅士到帝王将相,无不以饮茶为雅事,至陆羽《茶经》出,茶饮终成“国饮”。
由于茶事大盛,遂出现专门负责贡茶督造的“贡茶院”,此后经宋明至清末,贡茶院/局便一直沿袭存在。
唐代最著名的贡茶当属产自浙江湖州“顾渚紫笋”,而唐宋两朝的贡茶院便设于“顾渚山”上。
至宋代,全国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空前盛行,上至帝王臣工,下至文人雅士,无不嗜茶,而著名的“艺术家帝王”宋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更是顶级茶道大家,亲自撰写《大观茶论》。
皇帝手下的大臣如宋子安、熊蕃、丁渭、蔡襄等,也都是一等一的茶道高手,且留下了很多茶学专著,堪称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
在延续唐代顾渚山贡茶院之外,宋朝又在福建建安(今建瓯县)新设“官焙”,采制龙团凤饼,其中以凤凰山麓北苑所产贡茶为最佳,称为“北苑贡茶”。
除福建外,江西、四川、江苏等省也设有御茶园和贡焙,土贡范围更是编补三十余州郡。
至元朝,基本沿袭保留了宋朝的大部分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并有所增减,如新增武夷山四曲御茶园。至此时,均以“蒸青团/饼茶”为主。
至明朝,朱元璋废团茶,改散茶(芽茶),并颁布诏文曰“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深春、光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更改了龙凤团茶制作,也取消了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
朱元璋本意减轻茶农负担,但督造贡茶的官役却层层加码变相盘剥贪污纳贿,导致茶农重负竟远超前代,苦不堪言。自明代始,炒青绿茶得以快速发展,蒸青、烘青、炒青茶并存。
至清代,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有些贡茶还是皇帝亲自指封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康熙钦点的“吓煞人香”碧螺春和乾隆最爱的西湖狮峰龙井。
清代贡茶,分为土贡和非土贡。土贡是每年进贡定额茶叶,由礼部接收,交茶库存贮。非土贡包括节日进贡和临时性进贡,由奏事处接收,交茶坊存贮。
清代是我国各大茶类逐步完善并百花齐放的时期,绿茶以烘青、炒青为主流,同时创制了乌龙茶、红茶、白茶、花茶等,广大茶区也形成了多种茶类的贡茶品类。
二、贡茶知多少。
唐代之前,虽有贡茶之事,却无贡茶之名。
从唐代开始,贡茶制度固定下来,而贡茶产区也简单可分为两类:御茶园产区和土贡产区。御茶园主要有三:唐代顾渚山贡茶院、宋代建州北苑贡焙、元代武夷山四曲御茶园。土贡产区则几乎遍布全国各大产茶州郡。
唐代贡茶制度始盛,除顾渚山贡茶院所制顾渚紫笋之外,朝廷当然也从其他地区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包括了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的很多县份。
贡茶品目达十余,即: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邕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蕲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等。
宋代贡茶进入高峰,点茶、斗茶之风盛行让当政者对贡茶要求空前提高,要白、要嫩、更要香,对制茶工艺要求之高更是空前绝后,堪称“精致绝伦”。
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对采制过程有详细描述:采茶、拣茶、蒸茶、洗茶、榨茶、搓揉、再榨茶、再搓揉、反复数次、研茶、压模(造茶)、焙茶、过沸汤、再焙茶过沸汤反复数次、烟焙、过汤出色、晾干,上述每一环节又有详细而具体的操作要求。
宋代贡茶品目繁多,但还是以建安北苑为主,累计品目足有40多种,其他茶区如江苏、浙江、四川等地亦有少量入贡。
元代只保留武夷贡茶(白鸡冠)以及四川蒙顶茶。
明代老朱“团改散”之后,除建安茶之外,蒙顶黄芽创制之后也开始入贡,且深受推崇。
清代是满人称帝,自东北入关进京后对中原文化尊崇备至,尤爱茶,且每代皇帝所爱之茶均有不同,故各种名茶几乎都曾被送入宫中,其中最知名的当属“洞庭碧螺春茶”“西湖龙井茶”“云南普洱茶”,普洱茶更是受到多位帝王的垂青。
清末,随着清廷衰败,贡茶制度也随之逐渐消亡,终成历史残影,留存在当代人的追忆和想象之中。
1963年北京故宫处理清宫贡茶,还清理出达两吨多重的普洱贡茶,后被打碎之后混入散茶卖掉了,如今只保留极少量作为历史文物展品。
自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贡茶名单”,但其中很多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也有一些依然保留到现在成为“历史名茶”,尽管今天的工艺跟当年的工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有些还改了名字,但我依然将他们汇总成一张表格,供大家了解。
三、云南的贡茶。
在历史上,清代之前,云南并没有“真正的贡茶”。
云南茶区地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之地,历史上长期处于“土司”制度之下,且跟缅甸地区也有一定的权力交织,故此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皇家贡茶,还曾存在当地特色的土司贡茶和缅王贡茶。
但今天所讲的“皇家贡茶”最早出现在清朝。
网上不少文章为了宣传自家产品不惜编造历史将云南普洱茶成为贡茶的历史提前到明代成化甚至万历年间,但却没有任何文献记录可以印证,几乎就是信口胡编。目前所能查到的云南贡茶相关的历史资料记录,均始自清朝,且被业界普遍认同的是始于雍正七年的说法。
入贡的普洱茶主要选用二月间采摘的“蕊极细而白”的毛尖和“叶之少放而犹嫩者”的芽茶,采摘时遵循”五选八弃“的原则,非常严苛。这跟今日的普洱茶采摘标准差别明显。普洱贡茶的品类,主要包括团茶、散茶和普洱茶膏三类,共八种花色。清代阮福《普洱茶记》中也有相关记载。
云南贡茶的历史,不外乎来自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
但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原文化中心,茶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故纸堆里的材料确实少得可怜,民间传说也大抵是当代文人/茶人的演绎性杜撰,再借原住民之口陈述出来,并不足信。
甚至连“六大茶山”的具体归属,都有好几个版本。
此外,关于云南贡茶的具体产区,坊间也说法不一,但被大众公认的无非曼松、困鹿、易武、倚邦、迷帝等几个,此外还有须立、板山、秧塔、那罕、景迈等据传也都曾入贡,但相关史料却语焉不详。
现存可证实有具体区划范围的贡茶园有困鹿山贡茶园、迷帝(米地)贡茶园,曼松贡茶园只知大致区域,并无具体边界范围,而易武、倚邦则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并无指定具体茶园位置(或没留下具体资料记录)。
贡茶曾经产自易武,不等于易武出产的所有茶都是贡茶品质。
就好像王家村出了个高考状元,你可以说王家村的学风不错整体教育理念很先进,但这不等于王家村所有村民都能考中状元,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
事实上,普洱茶“贡茶”这一市场概念的兴起,时间并不长。
大概是名山古树纯料概念被市场热情消费的差不多之后,一些茶企为了吸引市场注意力,打起了“贡茶”概念的主意,本质上只是一种借助历史文化概念讲故事进行市场传播的营销手段而已。
甚至有几个品牌(如则道、琅邦、贡聘号等)自成立之初就是以“贡茶”为品牌定位的,在市场推广宣传中反复讲述着历史上普洱贡茶那些老掉牙的“传奇故事”,而这本身是对“贡茶文化”的过度消费和明目张胆的概念扩张。
市场上流通的所谓“贡茶”,也只不过是贴个“贡茶”标签的山头茶而已,无论采摘标准还是加工工艺,都跟历史上真正的贡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诚然,历代贡茶产区,也必然都是茶质优异的产区,但打着“贡茶”名义的泛产区却早已远超当年真正的贡茶园核心产区所涉规模数十倍不止。
曼松茶区曾被尽数烧毁,如今绝大部分都是近些年新植的小茶树,却依然可以被茶商冠以“贡茶”之名。
困鹿山贡茶园只有400余株古茶树,而市场可见标榜“困鹿山皇家贡茶”的产品却几乎随处可见。
说到底,市场概念的“贡茶”充其量不过是个抬升茶叶价格的“价值锚定标签”。
打开购物网站,各种“贡茶”齐飞:曼松、困鹿山、迷帝、须立……等等,诚然,如果真是传统“贡茶园”区域内所生产的茶称之为“贡茶”倒也勉强可以理解,尽管早已失去了雍正、乾隆等帝王的庇护,严谨些表述或应标注为“曾是贡茶”。
但更多则是“泛贡茶产区”的所谓“贡茶”或者跟贡茶产地完全无关的“贡茶”,就纯属是借贡茶的名头噶韭菜罢了。
四、贡茶的意义。
所谓“贡茶”,狭义上的概念仅指被运送进皇宫里的那批“成品茶”。广义上的概念是指产自“皇家御茶园/贡茶园”里的茶。
历史上的贡茶,意味着最优质的产区+最上乘的原料+最精湛的工艺,真正的贡茶采备要求之严苛、制作工艺之精湛,远超普通百姓的想象,更不要跟今日制茶的工业流水化相提并论,可谓费心尽力不计成本。
世易时移,很多曾经的“贡/御茶园”如今只存遗址,或成为旅游景点,或作为科研基地,依然进行茶叶采制的,也早已被商业资本包装成普通人高不可及的奢侈消费品。
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贡茶早已不存在了,一是曾经的制茶技艺早已不再适合当下,二是曾经的采制规矩如今也难再遵循,三是曾经的贡茶制度早已消亡。
存在的只是“曾经贵为皇家贡茶园”的产区和“曾经被帝王认可”的历史荣耀,以及茶余饭后的故事谈资。
曾经的贡茶和贡茶制度,对如今的我们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其所承载的文化研究价值和工艺研究价值,以及其所相伴生的社会制度研究价值。
当年那些被当政者指定的“贡茶”,在朝廷王公贵族眼中是美味的佳茗,在当地官吏眼中是晋身的梯阶,在茶农的眼中却是苦难的枷锁。
从唐代贡茶制度建立直至清末贡茶制度消亡,中间历朝历代的贡茶文化有多么辉煌灿烂,其背后的采制过程就有多少茶区百姓的心酸苦难,更有无数传世诗文中都描绘记载了这些苦难。
唐代诗人袁高的长诗《焙贡顾渚茶》,诗句云:“……动辄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甿辍耕农耒,采掇实辛苦。……阴冷芽末动,使曹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糜鹿均,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反映了顾渚紫笋贡茶采制役工的艰辛和对此表示的愤慨。
宋朝,贡茶制度愈发浩大,兴建北苑贡茶院动员役工之浩繁,远超顾渚。督造贡茶的官宦大臣为讨好皇帝,致使贡茶数量繁巨,花样繁多,虽在客观上提高了茶叶加工工艺水平,但也让无数茶农不堪重负却又敢怒不敢言。
明太祖朱元璋农民出身,曾亲见茶农艰辛,故改团为散,并下诏减免茶农赋税,以减轻茶农负担,但官吏们趁督造贡茶之机,贪污纳贿,无恶不作,让茶农生活愈加艰难穷苦。弘治年间进士曹琥《请革贡茶奏疏》中写道:“臣查得本府额贡芽茶……始于方春,迄于初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奔走山谷,以应珠求者,相对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
清代贡茶规模更大,岁贡更多,而皇帝的欢心,换来的是当地百姓的苦难。清代陈章有首《采茶歌》写道 :“催贡文移下官府 ,那知山寒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而来自云南古六大茶山地区的普洱贡茶,自雍正年间入贡至光绪年间停贡,历170余年,至后期,贡茶任务愈加繁重,加上连年战乱,地方官吏更是索取无度,导致曼松等地茶农忍无可忍,忍痛将生存的家园茶山砍伐烧毁,逃难他乡而去,谱写了一曲茶乡悲歌。
在近800年漫长的贡茶历史中,送到京城的每一片“贡茶”里,包含了多少茶农的心酸血泪呢?宋代张俞有诗说“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而宫中那些“满口茶香者”,又何尝是“采茶人”呢?
而在贡茶制度消亡一百年后,作为茶客的我们,在看到“贡茶”两个字的时候不应该为这背后的一桩桩辛酸往事有所触动么?
诚然,社会上确实就有那么一些人,似乎对这种“代表过去王权象征”的茶叶”格外感兴趣,而且还特别舍得花钱,向往着也能像过去的帝王一样享受这些天下罕有的奇珍与绝味,并幻想籍此彰显一下某种身份或特权,所以“宫廷”、“皇家”、“御制”等词汇就频频出现在各种茶叶包装上。
在没有“贡茶制度”的时代里标榜“贡茶”,这些“生产和售卖贡茶”的企业们,敢问一句,拿到国家“贡茶生产”批文了么?还是有哪个部门的特许?谁允许贡的?又是给谁贡的?
沉迷“贡茶”的人们,醒醒,别再做这些精神复辟的大梦了。花60块钱去故宫博物院里溜达一天,也比靠喝口所谓的“贡茶”来体验“帝王COSPLAY"的感觉来的更加有沉浸感一些。
一百年前就消灭了封建帝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哪还有什么“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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