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推荐｜为一本禁书，甘愿身无长物，灼心隐忍成就千古绝作

任安算是个相当倒霉的家伙。他曾是大将军卫青的家奴，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最终成为省部级封疆大吏。

然而，命运却对他开了个大玩笑，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更离谱的是，他因为一个匪夷所思的罪名——“坐观成败”，被判腰斩。

晚年，汉武帝听信朝阳群众的举报，以“巫蛊之祸”罪名株连数万人，导致太子在长安城发动起义。

而任安作为京城的统帅，陷入了两难境地。现任皇帝和未来的皇帝，他该听谁的呢？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任安选择了权宜之计，接受了太子的命令，但却不出兵相助。

最终，失去儿子的汉武帝醒悟过来，将怒火转嫁给了下属，任安因为犹豫不决、立场不坚定，最终以“坐观成败”的罪名进了死牢。为了保命，他回想起了一个离皇帝很近的朋友……

在全世界，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历史记载的民族可谓寥寥无几。

史官这个职位直接关系到各级领导的终审评价，表面上显得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地位却相当低。不仅薪水微薄，而且时刻受到领导查阅，稍有不慎，因文字而惹来祸端，轻则被删帖封号，重则面临生死之忧。

尽管这一群体地位卑微，却行有行规，涌现出了不少牛人。

以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四兄弟为例，因为如实记载权臣崔抒杀国君的事件，兄弟三人先后相继被杀，最终只剩下一个十几岁的小弟，依然面无惧色，继承笔砚按史实记事，对生死不屑一顾。

别的诸侯国史官看在眼里，前赴后继，远道而来准备接手笔杆子，誓要硬刚到底，成为史书佳话。

虽然风骨令人钦佩，但当时的史官地位，与跳大神的巫师、取悦主人的娼优、博人一笑的戏子相差无几。就连世袭属性都是一脉相承，老子干这行，儿子就注定也得干这行，外人无缘插手。

司马迁家族从遥远的周朝开始就一直是太史令，一直延续到了他这一代。这注定了他家境渗淡，寒 酸到什么地步呢？

在他面临死刑时，按照法律规定可以花50万钱买命。这是啥概念呢？

汉武帝时期，一石粮食的价格是35钱。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年薪只有600石，相当于2.1万钱。也就是说，50万钱相当于他24年的工资。

他除了工资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想借钱门都没有，因为别人知道一个身份低微的太史令还不起这么大的债务。

年少时，司马迁开启了影响一生的穷游，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文艺背包客很早就做到了。

这场游历极大的开阔了他的眼界，等他再次回到家时，心中涌现出一个疯狂的念头。

孔子修订的《春秋》已经过去几百年，这中间的百云变幻，无数仁人志士的伟大事迹，直到汉朝都还没人专门整理著述，我们家能不能干干这个事呢？

但要写完几百年的历史岂是易事，老司马谈已经力不从心。临终之际，只能将自己一生的梦想托付给自己唯一的儿子。

可年轻司马迁的雄心比老爸更为远大。他不仅仅看到这缺失的几百年，更看到了上千年。他要撰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无前例的通史。

什么是通史？我们看到的先秦史书大多非常粗略，事件梗概过于简略，全方位描写当时的经济文化民俗等情况记载几乎没有。而司马迁要做的，正是填补这个空白，打算凭一已之力，将前千年的历史翻个底朝天。

35岁那年，他继承了老爸的太史令职位。开始谋划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人生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你好不容易为自己准备了一针万世鸡血的时候，出门突然被石头砸了。

天汉七年（公元前98年），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名将李陵战败被俘。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受不了这种刺激，大为震怒，说好的虽远必诛呢。朝廷大臣一看风向，都顺势踩上李陵一脚，要灭他全家。

在当朝衮衮诸公众口一词的讨伐中，司马迁这个穷太史，很不合时宜的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我看李陵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深陷绝境，力战而降，也许是权宜之计，今后说不定可以立功赎罪。

李陵和司马迁同朝为臣，但是家世、地位悬殊，根本不是一个朋友圈，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彼此点个赞恐怕都没机会。

没想到这几句义务帮腔，逆忤了汉武帝之意，被捕下狱。后来，又有消息误传，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在为他们练兵，汉武帝一怒之下，将李陵一家老母妻子全部杀死。李陵得知消息，终于心灰意冷，绝了回国报效的念头，司马迁因此被判定死罪。

这样的大祸，其实很早就有端倪。

司马迁是孔子的崇拜者，特别推崇孔子编纂《春秋》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写史态度。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史官应该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同时，还要持有明确的价值观立场。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值得弘扬、什么必须摒弃，不容模棱两可。

当时的汉武帝得知身边的这位小太史正在编写著作，而且还包括了自己在内的几个皇帝的本纪，心生好奇，派人拿来一看，结果是勃然大怒。

司马迁不写汉高祖的开国伟业，不写离了大汉你什么都不是，不写他横扫匈奴的千秋厉害，还居然敢真的实录。这可谓是典型的拿钱不办事，吃皇粮砸皇锅。

汉武帝直接下令销毁从汉景帝开始的记载。虽然没有完全摧毁司马迁的心血，但已在这位不谙世事的文艺中年心中埋下了愤怒的种子。

很多年后，司马迁依然不能释怀。他和李陵本就是“素非能相善，未尝衔杯酒”的毫无交集的陌路人，仅仅因为说了实话就遭此不公，跟谁说理去……

实际上，他的命运从被汉武帝删帖开始就已注定。

罪名是“诬罔”，即欺君之意。这个罪名可不轻，要想不死，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以钱赎罪，可他无钱可赎。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腐刑，也就是阉割。对于一个脑中充斥着英雄气概的刺客与烈女事迹的史官而言，无疑是莫大的屈辱和摧残。

然而，司马迁居然认了。

司马迁在认罪伏法时没有一句怨言，默默地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侮辱。汉武帝对他的思想改造很满意，敢悖逆我就要叫你服软，这才好。所以，他不仅没有被抛弃，反而被提升为中书令，相当于现今的办公厅主任，负责起草所有皇帝的诏书，离皇帝非常近。

在伺侯摧残他的人环境里工作，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恐怕除了司马迁本人，无人能详说清楚。

这时，之前提到的另一个倒霉蛋任安给司马迁写了封求救信，希望他作为皇帝身边的人，为他讲几句好话。

人的一生总有些宿命般的凑巧。比如韩信的“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司马迁也有类似的命运，与两位叫少卿的人扯上关系。导致他入狱的李陵字少卿，给他写求救信的任安，也是字叫少卿。

应该说任安比李陵更加冤枉，在“巫蛊之乱”的非常时期身居要职，听命不听命都是错，左右为难，注定是背黑锅的。与素无交往的李陵不同，任安与司马迁私交甚笃，两家来往频繁。

面对这位老友的求救，司马迁却一直默不作声。任安被定于12月处决，直到11月，司马迁才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就是光耀青史的千古绝笔——《报任少卿书》。

虽然被誉为千古名篇，《报任少卿书》实际上写得颇为令人费解。

面对老友的求救，危急存亡之际，司马迁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反而一直拖延，直到任安临刑前才回了一封没什么鸟用的说明书。

更为狗血的是，这封信的主旨并非安慰任安，而是通篇述说自己的不幸、内心的痛苦，以及与任安无关的远大理想。对于当时知情的人来说，阅读后可能都要气得跳脚骂娘。

然而，任安可能会理解的。这封信表面在诉说苦衷，内里在剖析动机，实则它不是写给任安看的，是向天下人，甚至后代人看的。

为何要忍辱负重？“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勇者不必死节”、“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岂有悔哉！”用《麦田守望者》的话来解释，一个真正的国士，不是敢于为理想献身，而是敢于为理想忍辱偷生。

在常人眼中，这样空泛的理想没有什么现实的价值，甚至会带来诸多困扰。你写的这堆破竹简，既不能饮酒把妹，又不能升官加薪，坚守的信念是否值得这些牺牲？

但理想的意义，往往难以与俗人言表。俗人能理解的东西，那叫战狼。

几十年后，他藏于后人手中的正本《太史公》成为史书首冠，坊间万人传阅，大行于世。其笔法和体例流传千年，成为后人立史借鉴的书写典范，影响深远。

他用理想凝结的泣血之作，终成空前绝后的巅峰，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写完给任安的这封信后，五十多岁的司马迁就在历史的长河中彻底消失了。这位中书令如同人间蒸发，从此所有记载中绝迹。甚至距离他时代并不远的另一位史学大咖班固，也无法明确他的下落。

他兑现了自己忍辱负重的承诺——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实现理想和价值，而非其他。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任何留恋。

实际上，他的去向无关紧要。因为这位另类史官渴望留给后人的，并非是他的坚韧与血泪，而是他字字珠玑的历史。

他置伯夷叔齐于列传卷首，失败的项羽照样列入帝王本纪，在真实客观又高度个人化的叙述中，你可以读出真假、爱恨、忠奸、恩怨……读出这个国家三千年的黑暗和光明，真实与玄幻，读出一个多灾多难民族的道义和坚韧。

或许你不会记得那几百个帝王将相，但你一定会记得他。他和他的理想，已成为这个民族文明史上不朽的印记，跨越时空，超越生死。

这就是理想的价值，也是一个真正的人，价值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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