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评论家毛尖的观点，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尽管在形式上重现了史诗中的诸多经典元素，如塞壬女妖、独眼巨人、女巫喀耳刻等，但在精神内核上却显得异常“干燥”，以至于她发出了核心的质问：一个没有床和床戏，又不撒谎的奥德修斯，和奥特曼还有什么区别？
毛尖的锐评主要围绕三个核心元素的缺失展开，而这些缺失也得到了其他评论和观后感的印证。
首先是“床”与情欲的消失。在荷马史诗中，“床”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情感与身份的试金石。奥德修斯与佩涅罗普的重逢高潮，正是通过一张以活橄榄树为床柱、无法移动的床的秘密来完成的。对这张床的描述，本身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床戏”，它承载了夫妻间独一无二的共同记忆，是奥德修斯身份的最终证明。此外，奥德修斯与女神卡吕普索同居七年、与女巫喀耳刻共度一年，这些充满情欲与诱惑的“神女之床”构成了他归乡路上的重要选择题。然而，在诺兰的电影中，佩涅罗普的床被一带而过，而卡吕普索和喀耳刻的床则完全失踪。奥德修斯与她们的关系被处理成心理治疗或智斗逃脱，这使得英雄变成了一个“禁欲系美国大兵”，史诗中复杂的人性张力与原始的生命活力被大大削弱。
其次是“谎言”与智谋的退场。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是一个“多回路的人”（polytropos），他最杰出的品质之一便是撒谎的“手艺”。他对独眼巨人自称“无人”（Nobody），是其智谋的巅峰体现。但在诺an的改编中，这一经典桥段被删除或弱化，奥德修斯被塑造成了一个诚实、疲惫、不断反思自身罪责的人。其他评论也指出，电影几乎将奥德修斯拍成了一个“青铜时代的阿甘”，一个只会说真话的人。毛尖认为，一个不上床的奥德修斯只是失去了欢愉，而一个不撒谎的奥德修斯则意味着失去了智力。谎言与床，本是史诗中“榫卯结构”的两端：正因为奥德修斯是全希腊最会撒谎的人，才必须有一张无法伪造的床来验证他；没有谎言的铺垫，床的证据也失去了力量。诺兰拆解了这一结构，让人物变得扁平。
最后是“轻逸感”的丧失与“沉重感”的过度加载。荷马的世界里，神明充满人格化的魅力，他们会嫉妒、偏爱，会开玩笑，其行为如天气般变幻莫测，赋予了史诗一种轻盈的质感。雅典娜对奥德修斯的偏爱与嗔怪，众神围观阿佛洛狄忒偷情的大笑，都体现了这种“轻”。但在诺兰的镜头下，神祇几乎被完全驱逐。雅典娜不再是亲密的知己，而异化为奥德修斯战争创伤的心理投射或良心幻象，一个反复与他探讨战争罪责的对话者。这种改编得到了许多观点的佐证，他们认为诺兰延续了《奥本海默》的主题，将奥德修斯塑造成一个背负“木马计”原罪、充满现代式内疚的PTSD（战后创伤应激障碍）患者。整部电影的基调变得异常沉重，充满了反思与忏悔，将一部充满生命力的古希腊史诗，变成了一系列现代人的“忏悔小隔间”。
毛尖认为，诺兰通过删除情欲、谎言与神性的轻逸，并代之以沉重的战争反思和道德内疚，最终呈现了一个被“净化”和“阉割”的英雄。这个奥德修斯反战、内疚、回家，但不再性感，不再撒谎，也不再需要床。他只剩下打怪和沉思，其形象与同样“反战、内疚、回家、不撒谎、不需要床”的奥特曼趋同，从而失去了荷马史诗中那个“不干不净”、充满复杂人性并因此不朽的魅力。这不仅是诺兰的选择，或许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英雄想象力的匮乏——我们似乎已经“不敢要”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英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