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高储蓄率导致产能过剩，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内需

在《财经》年会2025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演讲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指出，中国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周小川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总储蓄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23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44.3%，而在此之前，2024年的储蓄率也高达40%。如果这种高储蓄无法在国内进行有效投资，那么剩余部分则会变为境外投资。

周小川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宏观经济逻辑。高储蓄率意味着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需求不足。通常情况下，40%左右的总储蓄率在国内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已属不易，超过这一比例的储蓄自然会寻求海外投资机会。然而，境外投资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也面临挑战，需要确保投资收益最大化，同时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在国内投资环境变差，回报率递减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倾向于寻找更高回报且风险较低的海外投资项目。

高储蓄率国家常常面对潜在的产能过剩风险，因为大量的储蓄在缺乏有效投资渠道的情况下难以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储蓄率较低的国家在出现供需缺口时，更容易通过增加投资来弥补这一缺口。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来源有限，导致弥补缺口的时间较长，且不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现象。

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突出。尽管中国的中低收入群体也会尽力储蓄20%-30%的收入，但消费者和市场的消费意愿较低且存钱意愿较强，导致资金流动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分配不均、住房负担过重、投资环境不佳等因素也使得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

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消费需求的疲软。特别是在疫情影响后，能够储蓄的人数有所减少，大多数普通家庭处于负债累累的状态，无法有效拉动内需。财富集中于少数人口手中，反而使得经济循环不畅。尽管银行降息和多次经济刺激措施被提出，但效果有限，根本原因在于钱并未有效流入广大群众和市场。国内经济环境在通缩背景下，企业和个人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抑制了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导致资金滞留在房地产、头部银行和国企等领域。

针对这种情况，周小川还提出了一些思考。他指出，扩大内需和进行海外投资不一定是矛盾的，要从优化投资的角度出发，提高投资效益，减少盲目性和无效投资。只有通过正确的资源配置和有效投资，才能真正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