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可视为张爱玲对夏志清的遗赠。信中内容主要是张爱玲找夏志清帮忙联系工作和出版作品等事宜,共收录了112封信。如果不是陷入困境之中,张爱玲怎么会给夏志清写这么多信。她可能也没想到她的信会在她身后被公开出版。
1955年,乍去美国的张爱玲受到当地主流媒体欢迎,作品得到广泛认可,彼时张爱玲很活跃。她主动拜访名流,跟众人互动频繁,并不是后来那个把自己包裹得很紧的女人。她一心想打开英语世界小说市场,但事与愿违,理想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定居纽约的愿望因为经济原因亦未能实现。
那时她写纽约:“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
短暂的快乐之后是如何走出生存困境。她跟贫困潦倒的美国作家赖雅一见钟情,未婚先孕,并在赖雅建议下流产后,匆忙嫁给赖雅。赖雅婚后没多长时间第三次中风,欢愉不过几个月,生活的重担便排山倒海般压在张爱玲身上。
非如此,夏志清难得跟她相识。张爱玲只比夏至清大几个月,夏还是在校大学生时,张已经是上海滩炙手可热的被各方力量争取的新星作家。
夏志清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肯定了张爱玲作品的文学史地位,他说《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者,他对张爱玲创作成就的定位,把身份尴尬的张爱玲拉到了中国现代小说舞台中心。
后来张爱玲的作品继续沉寂。一直到1985年,《读书》杂志刊发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柯灵作为张爱玲早期作品的发现者和编辑者之一,回顾了40年代中期跟张爱玲的交往,充满了对张的惋惜和期待。我倒是认为张爱玲当年“趁热打铁”迅速发表作品的态度保全了她作品的独立价值。
同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收获》杂志再刊发;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用了较长篇幅介绍张爱玲,“张爱玲40年代的小说成就,有她本人的天才成份和独特的生活积累条件,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当年我去北京在风入松书店买到这本文学史,跟其他书捆扎在一起,吃力地拎着上了火车,一夜硬座坐到合肥。买回来却没有看几遍,为了这篇小作文,二十多年后竟又翻出来核对。
张爱玲得以重新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没有夏志清、柯灵和钱理群冒着风险的打捞,张爱玲的作品至今还被埋没在风尘里。
夏志清在接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的采访时说:“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唉,胡兰成是个大坏蛋,什么女人都要沾手,生活品格比政治品格更低下;而赖雅又太老太穷,自己明明中风多次却不告诉比他小30岁的张爱玲。结果婚后仅两个月再次中风,给了她沉重打击。张爱玲为了给丈夫筹钱治病不得不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大好时光。嫁给这两个丈夫,真真作孽。”——嫁给这两个人,跟张爱玲的不幸童年有关,谁对她好一点,她就跟谁走了。
他说:“张爱玲刚来美国时在麦克道威慈善文艺营免费吃住写作,但期限很快就到了,她的英文小说《粉泪》也失败了。后来胡适介绍她去哈得福特文艺营,我再介绍她去麻州赖氏女子学院研究所专心翻译清代小说《海上花》,时间都不长。我再后来是推荐张爱玲到加州伯克莱大学当了短期住校作家。但是都没有解决她的经济困境。真正关键的忙倒是在我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之后,我和台湾的《皇冠》出版集团平鑫涛、香港的宋淇一起协力陆续再版她四十年代的小说……张爱玲后来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空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
在伯克利分校的就职经历给张爱玲带来不好影响,因为她不喜欢按时上班,得罪了学校的相关领导,最后失去这份工作,那个人还给美国很多教授写信,抨击张爱玲。
夏至清对张爱玲的婚恋态度评价非常客观:“张爱玲作为文学艺术家,对爱情自然神往。她看重的是胡兰成的才华和赖雅的剧作家及哈佛背景,自然不去计较他们的其他身份了。”
周励评价张爱玲的爱情“有爱无类”,亦相当贴切。
赖雅去世时张爱玲才四十多岁,从此没有再找伴侣,夏志清说因为没有人追求她。
夏志清感情生活多姿多彩,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写到他的一婚、二婚妻子和四个婚内出轨对象,她们不是作家就是编辑,但他对张爱玲的感情却纯洁地像一张白纸。
张爱玲刚到美国时拜访了她心中神明一样存在的胡适,胡适也纡尊去贫民窟般的住处看望了单身的张爱玲。以胡适丰富的婚后情史,但凡有一点可能,他都愿意跟随时准备迎接爱情的张爱玲产生一段佳话。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女人不漂亮可以可爱,不可爱可以示弱,不示弱可以主动,总有一条路通向爱情,但是一个把人性看得这么透的女人,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女人,很难彻底进入这套世俗评价体系。赖雅走后,张爱玲孤寒地活着,像一个生活在玻璃罩子里的女人。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张爱玲基本不跟人见面,采访她的人只能通过翻她的垃圾桶,获得她的蛛丝马迹。她用晚年近三十年的独处,跟世俗世界隔岸相望,并预见和安排了自己的死亡。
她提前写好遗嘱,处置完所有遗物,将重要证件放在包里,摆在门口显眼处,然后躺在地毯上静静地离世。
没有悲伤的眼泪,没有冗长的告别,没有未尽的尘缘——正如她生前所言:“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生与死在她身上是同一套逻辑的贯彻:生不入其彀,死不拖泥带水。
最近看到一则对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团队负责人路桂军的访谈视频,谈到何为善终时,他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从传统文化对善终的定义,即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没有遭遇意外和横祸、身体没有痛苦、心中了无挂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有信仰的话,在升天的那一刻,古乐齐鸣,驾鹤而去;另一个是现代意义的简化版的善终,即有准备、无痛苦、有尊严,所有需求得到回应,表现为三安,逝者安详,生者安宁,环境平安顺遂。被问到什么是有准备时,路桂军说他每年清明节都写遗嘱。
无论是传统上的善终,还是现代意义的善终,核心都指向一种清算与完成——生命走到尽头时,能与世界两不相欠、内心了无挂碍。而张爱玲的晚年,以一种极度清冷的状态,恰好契合了这种状态。
所有的评价体系都是人为搭建的巴别塔,对一个看透人性的人,用善终这个世俗概念去定义她似乎有点唐突。但对张爱玲而言,这个词指代的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圆满,而是她哲学意义上的自洽。
张爱玲的一生践行不依赖任何人,她将这份独立保持到了最后,像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一样,高度自主地完成了她的离世。
如此,再看她写在《传奇》再版序言里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便有了另外一层意义:
张爱玲从未把自己置于文明的升华或浮华之中,她始终站在它们的边缘,做一个冷静的见证者。 因此,当死亡来临时,她既无升华之幻,也无浮华之累,如水归水,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