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败，混乱，从共和到纳粹：苦难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

魏玛德国这段历史，上承1918年灭亡的旧德意志帝国，下接1933年开始的纳粹政权，在德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本书的副标题“从共和到纳粹”，说的就是它的重要性。但是，地位重要，不等于形象正面。魏玛德国在1933年灭亡以前，已经被它自己的国民批判得体无完肤，说它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简直一无是处。“二战”结束后，魏玛德国更是成了历史学家眼中的反面教材。希特勒的崛起，就是在魏玛时代。孕育这么一个大恶魔的政权，能好得了吗？因此，几十年来，研究魏玛共和国的著作，虽然为数众多，但基调都是严厉批评的，没说几句好话。

魏玛德国，其实很像中国近代史上的北洋政府。它们都终结了漫长的君主制时代，开启了共和政治，但很快陷入内外交困，结局也一言难尽。不过，魏玛德国和北洋政府，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不光没有出现军阀割据，强人擅权的局面，反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气十足的政权。为魏玛德国起草宪法的，就有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这部宪法广泛参考了英法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博采众长，在纸面上可以说极尽完美。

魏玛德国的“头部”政治家们，也是一群踏实肯干的好人。他们中有兢兢业业的改革家艾伯特，有天才外交官施特雷泽曼，还有德高望重的退役元帅兴登堡。像袁世凯那种位高权重的野心家，在魏玛德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更何况，德国在1918年的经济基础，可比辛亥革命时的中国好太多了。

一部好宪法，一群好人，怎么就给希特勒铺平了上台的路呢？这本《魏玛德国》，回答的就是这个尖锐的问题。在26万字的篇幅里，作者穆勒没有延续传统的批判思路，而是开了个“脑洞”。魏玛政权的上层建筑，的确经过了精心设计，但它真的是当时的德国人最需要的吗？普通德国人，求的是和平与稳定；魏玛政权给他们的，却是复杂的选举制度和抽象权利。普通德国人，早已习惯了单一权威；魏玛政权却为了形式上的制衡，人为设计出两个权力中心。普通德国人，需要政府坚强有力，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后时光。魏玛政权却为了博一个好名声，不断给自己加“紧箍咒”。这种操作，在和平时期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但怎么可能扛得住“一战”结束后德国层出不穷的危机？

希特勒的崛起，多少包含了偶然因素。但魏玛政权的失败，却是必然的，也是令人惋惜的。只不过，希特勒的前半生，戏剧性实在是太强了，许多历史学家宁可去关注他这个人，而不是复盘魏玛德国的失败经过。所幸还有穆勒这位严肃的“解剖师”。他把目光投向魏玛德国历史上，那些信息量巨大的会议和选举，一帧一帧指点我们：踌躇满志的理想，是怎样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被一点一点扭曲和粉碎的。学习完这本书，你不光能了解一段陌生的外国历史，还有机会重新评估理想与现实、愿望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对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是有意义的警示。

本书作者霍斯特·穆勒，是欧洲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德国历史的领军人物。他曾经担任西德总统谢尔的演讲撰稿人，后来又执掌德国著名的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当了19年所长。穆勒教授的研究方向，就是德国从1918年到1945年的历史。他把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早年从政的经历结合起来，做出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这本《魏玛德国》，是穆勒教授的第12本个人专著，德文原版撰写于2018年，正值魏玛共和国诞生100周年。穆勒在序言里讲，自己写这本书，是想提供“一段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教训”。相信这段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思考。

许多人在回看德国现代史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诞生过黑格尔、马克思、歌德这样伟大思想家的国度，竟然出现了纳粹这样的野蛮浩劫，实在是反常。而这本《魏玛德国》告诉我们：它不是反常，而是“聪明误”。那些设计《魏玛宪法》的杰出知识分子，想到了民主精神，想到了制度设计，甚至想到了权力制衡，唯独忽视了最重要的社会现实。他们把棘手的经济问题抛在一旁，大费周章地在纸面上构思“理想国家”，最终遭到现实的残忍报复，留下了永恒的教训。这段历史，再度提醒我们：任何宏伟的理想，要是脱离了现实，只会成为废纸一张。如同俾斯麦所言：“政治是关乎可能性的艺术，是关乎可行性的艺术，也是关乎次优的艺术。”这个道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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