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AI导演与1位版权律师，聊透了AI影像商业化的3道门槛

AI降低了执行成本，但人的判断与责任依然昂贵

来源 | FoST未来叙事

文 | 七七

当AI影像从演示片段，走向能让人看下去、愿意付费、还能做版权授权的内容产品，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就从“能不能生成”，变成了“能不能被市场接住”。

在第九届初心榜青年视听展期间，由我们【FoST未来叙事】与第九届初心榜青年视听展共同举办的「AI超创论坛」，把主题定为“AI影像创作如何获得市场认可”。

论坛请到的五位创作者和一位版权律师，各自的经历和作品都不太一样。

高立平是AIGC制片人、导演，团队做过《畲战》《饵》《溯洄记》；师太朵拉以“一人剧组”的方式做原创志怪系列，代表作有《山海镇魇录》和《画皮》；

孔德飞（KK不设限）代表作有《莽古斯》《南瓜》，刚凭《莽古斯》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短片奖；吴方是编剧、导演、剪辑指导，AI新作《少年与白龙马》还在制作中；

丁一做广告片、纪录片，也做AIGC，《赛博鹏哥》系列和《六耳猕猴》都出自他手；版权律师王韵长期处理影视、游戏动漫版权案件，代理过天下霸唱诉《九层妖塔》《此间的少年》再审等知名经典案件。

把这几个人请到一起，本身就说明现在的AI影像已经没法光靠技术演示来回答问题了。现场的讨论很快从作品转向更具体的市场语言：

作品有没有AI感，项目报价前要不要先做测试，数字人和AI生成形象的权利归谁，合作合同里哪些内容需要标注、哪些创作过程需要留痕……

毕竟，一部作品得先让观众愿意看、愿意追；有了观众，才谈得上客户愿意付费、项目能够顺利交付；而在合作真正发生之前，权利边界又必须先确认清楚，合作方才敢放心使用。

所以，整场论坛分成了创作与观众、商业合作、版权保护三个部分，刚好对应AI影像拿到市场认可的三道门槛：怎么留住观众的注意力、怎么完成对客户的商业交付，以及怎么在法律上把权利边界理清楚。

这三道门槛，一道比一道更靠近合作真正发生的那一刻。

01 观众为什么停下来？又为什么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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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先从创作与观众谈起。

话题没有停留在“AI能生成什么样的画面”上，而是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怎么让观众愿意停下来看。

师太朵拉习惯把自己放在观众的位置上要求创作。

我一直以观众的身份要求自己：作为观众，我有什么需求？我想看什么？我没看到什么？

她每天都会看账号后台的几个数值，包括2秒留存、5秒留存和完播率，最关心的就是“今天我有没有留住观众”。

原创故事造梦师、爱奇艺签约超创 师太朵拉

她的连续故事也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进：

首先我把框架先打出来，但每一次只做前几集，因为我要随机调整。

根据口碑和观众的反应，集数、角色走向随时可以调整，甚至直接开新番。看数据成了她每天面对市场的一种方式，而创作的起点始终是“作为观众，我想看什么”。

丁一给出的经验几乎完全相反：

我也不太在乎观众喜欢看啥，我只在乎我看啥、我想看啥。

他说自己有一段时间也陷入过流量焦虑，试着迎合大家去做内容，结果流量反而更差。

丁一的账号主页，作品很丰富

平时平台总用2秒留存、5秒留存、完播率这套按秒计算的指标来判断内容，可他后来参加比赛时做了一条短片，光片头黑场就黑了5秒。

“那3秒完播对这个片子有什么意义？”结果那条片子的流量还挺好。常规的数据规则，在这里突然失灵了。

所以说，研究观众确实有用，但终归没法代替创作者自己的判断。

王韵律师则从观众角度补充了另一层感受：AI作品一开始确实让人惊艳，但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剧情、人设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根本。”

他提到了审美和耐心，这两样东西AI是没有的，而创作者恰恰需要去引领观众和市场，不能只做快餐内容，不能跟风创作。观众想看的法律未必允许，所以创作者要秉持自己的创作理念，讲好故事，讲好的故事。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王韵

观众愿不愿意停下来，还跟作品有没有自己的视觉特点和叙事方式有关。

高立平讲起《畲战》时提到，当时AI做三维和仿真人还不成熟，团队于是选了中国画里卷轴式的散点透视，把美术的优势放大，让作品在技术还不完善的时候依然有生命力。

“处理神话故事其实未必需要降低准入门槛”，他们反而更愿意去放大故事里的那股神秘和未知感。

KK的《莽古斯》来自十多年前他在音乐节上听到的北方草原民俗，“当时听完这首歌就觉得很震撼”。这类小众民俗题材过去很难被搬上舞台，这颗种子也放了很久，直到AI的出现：

AI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很小的试错成本，我认为它值得被做出来。

最最科技（北京）CEO、AI导演 孔德飞（KK不设限）

片子的视觉用Midjourney混合了木刻版画、素线条和黑白调，他自己也很难界定这算什么固定风格，过程更像“炼丹”：

用Midjourney的时候，你可以混合不同你喜欢的画风，它其实糅合了很多种不同的东西。

观众既能在片子里看到过往影片的影子，又能在熟悉的“安全区”里往前走一步，这种AI原生感反而让人愿意留下来看。

从传统影视行业走出来的吴方，带来的是另一种尺度。“电影的本质一直没有变”，讲故事、塑造人物、处理情绪，这些基础工作什么时候都得慢慢打磨。

他现在做的二维手绘动画《少年与白龙马》，追求的是美院时期的美学插画风格，很在意人物表情、光影和心理呈现。《少年与白龙马》已经做了两年多的时间，他觉得虽然AI可以提高效率，但更需要作者花时间去创造、推敲和用心打磨。

我们电影要交到观众手里边，是需要一种耐心和韧劲的。

把六位嘉宾的经历放在一起看，大家谈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想让观众停下来，光靠AI生成的速度还不够，还得看作品有没有可看性、作者性，以及让人愿意继续追下去的余地。

真正能留住人的终究是叙事和人物，而叙事和人物能不能立住，最后看的还是审美门槛与耐心，这两样恰恰是创作者最该守住的东西。

02 客户为什么付费？项目为什么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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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商业合作这一部分，讨论从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切入：客户愿意付费，到底在为什么买单？

高立平把合作方分成了两类。一类是AI行业出身的客户，特别在意“AI感”。

比如生图反复修改后留下的高频纹理，还有更难处理的仿真人：好看的脸被AI短剧用得太多了，一张脸只要趋向那种固定的好看，业内人一眼就会觉得像短剧。

北京赤鼠影业联合创始人、AIGC制片人/导演 高立平

“丑的各不相同，但好看的都类似”，所以团队反而会把人物稍微做丑一点，让脸上保留一些不那么协调的地方，同时整体还维持在审美的高度上，靠这个办法来脱离千篇一律的质感。

另一类客户原本想用传统特效，因为预算不够或者周期太赶转向AI，他们更看重制作方有没有跟进最新技术。高立平管这叫“社交货币”：

这个月大家聊的是可灵4.0，上个月是Seedance的draft模式。工作流有没有跟着更新，是我们他们判断团队靠不靠谱的依据之一。

孔德飞的客户之所以选他，首先看重他是一个创意人。“我可能是AI圈子里最会做广告的，在广告公司里面属于最会玩AI的”，这个跨界身份让他能从客户洞察出发，推导出有逻辑、能说服人的方案。

他在现场讲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一台进口机器坏了，没人修得好，只好请来一位国外工程师。工程师在机器上画了一根线，说问题在这里，收费50万美元。

有人问画一根线为什么值这么多钱，他说：“因为我知道在哪画。”

创意的价值在于判断，而判断背后是十多年的经验和前期功课。他也见过一些机构把AI吹得神乎其神，宣称“傻子都能做导演”“一键生成”，这种话并不尊重客观规律，正常的商业合作也很难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师太朵拉跟平台沟通时，更看重讲故事的形式、叙述的完整性和世界观的架构。吴方关心的则是作品里有没有值得分享的东西。

《别担心，爸爸》在上海电影节展映时，现场观众开始讨论家庭教育与父子关系，这种反馈让他觉得，让作品抵达观众、引发思考，比单纯去迎合某个指标更重要。

编剧、导演、电影剪辑师吴方

这些讨论背后，其实有一个大家都遇到过的难题：AI项目的成本和交付到底怎么算。

高立平摸索出的经验是，报价前一定要留出测试环节，最少三到七天，先测一测这个画风放到其他视频引擎里能不能成立。

这个教训是花钱买来的。他曾做过一个接近《双城之战》质感的画风，测试时用的是黑人角色，一切顺利，等到做正片换成白人和黄种人时才发现，这个画风只对黑人成立，后面的制作难度和成本预估全都偏了。

《双城之战》剧照，已成为AIGC领域常用画风之一

传统实拍“几个人拍几天”算得清清楚楚，AI项目要是不提前测一测，报价就只能靠拍脑门。这笔测试费用不计入报价，由团队内部消化，但这几天的时间必须留出来。

丁一说得更直接。他今年已经不接纯宣传片、广告片那类活了。那类项目曾是他在电视台做五年广告导演的积累，但今年找他的很少，他自己也不想再做。原因就出在市场上：

广告公司以前那一套做法，放到今天客单价已经非常低了。

当纯执行卖不上价了，真正值钱的就只剩创意和判断。所以他现在的合作方式也变了，由客户把需求说明白，他负责把这个需求理清楚，再融进自己的作品里。

在他看来，商务和交付属于两种能力，没必要一个人全扛，“找个好商务，让他挣商务的费用”，创作者把精力留给交付就好。

北京整活视界科技创始人、AI导演 丁一

王韵律师接过的是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既然用了AI，报价是不是就该低一些？他的回答从律师行业讲起：

现在常有客户拿着豆包给的答案来问，“你这跟豆包差不多，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

但三年经验的律师能指出AI错在哪里了，十年经验的合伙人能告诉你方案有没有用，这背后的判断完全不同，价值不一样，价格自然也不同。

放回AI创作里也是一样。他说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有纯机器一键生成的东西了，因为“一键生成生成的，它不受法律保护，那么别人就可以免费使用”。

人机共创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人在里面投入了自己的智力创作，也担起了责任。“你既然是责任主体，你到底贡献了什么？为什么你能值钱？”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王韵

说到底，客户愿意付费，买的是有人对最终结果负责。AI确实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了，但人的成本并没有因此变便宜，背后的责任也没有变轻。砖头降价了，为什么要把设计师的报酬降下来？这没有道理。

03 标注、留痕与权利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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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合作谈得再多，最后都要落到权利归属和责任承担上。

王韵律师说，目前为止跟AI有关的影视合同，整体框架跟传统合同差不太多，但有一件事是明确要求的：

只要涉及AI使用，就一定要在合同里标注。

从制作方的角度来看，如果委托别人来做，一定会要求对方明示哪些地方用了AI，创作过程也要留痕，并且允许检查哪些东西是人做的、具体是哪个人做的，将来一旦出了问题就由这个人承担责任。

如果是AI做的部分出了问题，按理说得去追大模型的责任，但大模型的用户协议里往往写着什么都不承担。

对于留痕这件事，创作者们都有意识，犯难的是不知道具体要留到什么程度。高立平说，提示词、生成结构、会议录像、手绘工程文件，团队平时都能留下来，但心里没底的是“我们留到什么样的地步，就能保住我们的著作权？”

王韵律师的回答很实在：法律在审判实践中并没有要求把证据留得那么完整，很大程度上要看法官的自由裁量。

关键要看你要保护的作品体量有多大，拿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跟这个体量对得上。如果体量小一点，保留关键节点的记录通常就可以了。

丁一关心的是数字人问题。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了一个数字人，想问问自用要不要授权，别人用要不要许可；如果是用AI生成一个他不认识的虚拟人，需不需要去做资产登记。

王韵律师解释说，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自动产生著作权，登记并不是法定必须的，但做登记有两个实际好处，一是可以作为初步的权利证明，二是将来做无形资产评估时，资方也认可。数字人的使用和授权要根据具体合同条款来确定。

丁一在《赛博鹏哥》系列中融入自己和朋友们的数字人形象

孔德飞提到，现在很多创作者都是一个人集导演、编剧、制作于一身，当投资方委托他创作时，正常的权利让渡应该是什么样？后续的改编权、IP衍生和继续创作的权利，会不会也在签约时一并让渡出去了？

王韵律师的建议是明确法律地位。“你不要把它全堆到你一个人身上，把它拆分出来就很清楚了。”导演合同归导演合同，编剧授权合同归编剧授权合同，原作让渡的范围有多大，直接决定了后续还能不能继续开发。

他举了天下霸唱的例子：当年作者把《鬼吹灯》两部八本书的著作财产权全部转让了出去，后来拍的影视虽然跟他都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依然可以就原作的人物形象进行再创作、写全新的故事《摸金校尉之九幽将军》，这个再创作的权利还在自己手里。这也是王韵律师通过司法判例帮助作者确定下来的。

吴方问的是，当导演、出品方、制作方合一之后，创作者能不能像作家和出版社那样跟平台合作？

王韵律师说，视听作品当中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在法律上法定归制作者（也就是通常说的出品方或者资方）享有，导演个人很难直接成为权利主体，除非通过合同成为出品方之一。至于影视作品之外的其他视听作品，法律规定权利归属主要看合同怎么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

王韵律师还特别提醒了一件事：

“买断”这个词在法律上其实是没有的，你要区分转让和许可，许可还分专有还是一般。

著作权里的人身权不允许转让，像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些权利都是终身保护的。但是如果是通过委托创作的方式形成作品，法律允许双方约定著作权的归属，但是要尊重作者的署名权。这在法条里没有，而基于司法审判中的实践。

如果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搬运，或者被用于未经授权的商业推广，维权的第一步是先保全侵权证据。用可信时间戳拿手机录屏的成本很低，到法院也是认可的。第二步是找专业律师评估一下，因为法律不保护抽象的思想，也允许各自独立创作出类似的内容，有些表面看着像却未必构成抄袭，这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判断。

王韵律师在现场讲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导演认为某平台的某条广告抄了他的创作，拿着身份证实名在网上发帖举报，结果平台反过来做了一个确认不侵权之诉，最终法院判定不构成侵权，这位导演不仅得公开赔礼道歉，还得承担巨额赔偿。对创作者来说，在维权之前先弄清楚权利边界在哪里，往往比急着发声更有用。

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听下来，话题从观众为什么停下来，一路聊到了合作发生前权利怎么确认。

尽管外面的技术迭代很快，可嘉宾们聊到最后，绕不开的还是“人”本身：AI确实能快速生成画面、帮团队把执行成本压下来，但作品值不值得被看见、出了问题谁来兜底，终归还是需要人的判断。

说到底，市场给的认可最终会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去奖励那些能用AI把作品做出来、把项目稳妥交出去，并且把权利边界理清楚的创作者。

这三道门槛，一道比一道更贴近真实的商业合作，哪怕未来技术继续变，这套底层的逻辑也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