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大钱的答案在这里，如果全球化倒车，我们的世界工厂还能维持吗

1974年，在“山高皇帝远”的黑龙江，一群知识青年被组织起来，参加了一场关于“石油危机如何撼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学习班，懵懂地听着石油危机的故事，他们不知道，这堂课将如何改变一个国家未来的经济逻辑。

多年以后，当年坐在台下的青年之一，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杜克大学教授的高柏，在书里写道：那次学习班，是他与国际研究“不解之缘”的起点。

而更关键的是，他后来从党史研究中得知，那场基层看似突兀的学习，源头竟直达中央。当时党内委托陈云研究国际局势，结论是：发达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过剩资本正在全球寻找出路。

“这后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起点。”

五年后，1979年，他考入北大东语系，梦想成为日本文学翻译。本科四年发表三篇译作后，临毕业却被告知“此路不通”——当时全中国的专业日本文学翻译，“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这个充满时代烙印的个人转折，仿佛一个隐喻。个体的道路必须汇入国家的潮汐。他随后考入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室硕士，开始接触比较历史研究，命运就此与家国经济的脉搏紧密相连。

数十年后，当这位学者回望来时路，并审视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转型阵痛时，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尖锐诘问：我们是否还困在那个“学习班”所开启的逻辑里？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就举世瞩目。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其规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29%；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的3%飙升至2020年的20%。

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称，中国是“世界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

然而，光鲜的另一面是巨大的阴影。同样在2020年，中国的进口仅占世界总量的11.5%。巨大的贸易顺差随之而来：2023年，中美顺差3361亿美元，中欧顺差达2910亿欧元。

“世界工厂”模式，意味着必须依靠他国需求来消化自身的庞大产能。问题随之而来：当你的进口远小于出口时，别国的工厂就会失去订单，工人就会失去岗位。

这便是经济学中著名的 “萨缪尔森陷阱”。

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撰文指出，当后发国家在几乎所有产业上都冲击先进国家时，传统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将部分失灵，贸易不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正和游戏”。

高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常见的“产能过剩”，而在于这种试图维持高、中、低端所有产业就业的“全体就业”模式，与全球化收缩时代其他国家保护本国就业的诉求，产生了根本性冲突。

“在逆全球化时代，各国都争相保护本国就业，继续维持世界工厂模式必然引起无穷无尽的贸易摩擦。”他写道。

“世界工厂”模式得以运转，有一个残酷的前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社会保障水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就必须压低工资与社会保障成本；而低工资与匮乏的保障，迫使居民必须进行高额储蓄以应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风险；这又导致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振，进而更加依赖外部市场。

于是，一个诡异的图景出现了：我们拥有堪比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但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分配和生活质量上，却仍有“巨大的差距”。

投资驱动的增长，特别是曾经的房地产热潮，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几乎 “吸光”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当国际风云突变，原有的增长路径遭遇“天花板”时，转型便成为唯一出路。然而，“向消费驱动转型，钱从哪里来？”

过去，出口靠外需，投资靠债务。如今，这两条路都逼近极限。他认为，提高实际工资、提振内需，必须动真格：减少政府低效投资、真正压缩财政供养规模、集中资源提高社保与公共服务、以及切实降低企业税负。

挑战不止于当下，更关乎未来。当各国政府大力倡导“人工智能+”时，高柏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却常被忽略的问题：

“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更多劳动力排出生产过程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将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分配和收入不平等问题？”

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与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刻革命。工业革命定义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而人工智能，将重新界定21世纪。

问题的实质在于，当物品因自动化和AI变得极大丰富，而大量人口被排除在“生产”环节之外时，“按劳分配”这个基石性原则本身，就遭遇了挑战。在一个物质不再稀缺的时代，社会财富该如何分配？

“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高柏的发问振聋发聩。

面对内外的多重困局，出路何在？高柏梳理了一条从思维到行动的转型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际上陷入一种“说法困境”：别人用乘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和综合国力，要求我们对等开放市场；我们则用除法强调人均指标的落后，坚守发展中国家身份。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可维系的。”

以房地产为标志的投资驱动模式已难以为继。增长模式的转型，本质是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要增加居民收入占比，势必触及政府开支结构、既得利益群体，是“深水区中的深水区”。

最终的指向，是“建设福利国家”的展望。这并非简单的高福利，而是构建一个能够支撑内需驱动型增长、缓解社会不平等、并为应对技术革命冲击提供缓冲的现代社会经济系统。

福利国家，并非经济增长的负担，它本身就是“发展经济与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机制”，是打破“低工资-低消费-依赖出口”恶性循环的关键，也是跨越“萨缪尔森陷阱”、实现“对等开放”的国内基础。

从黑龙江那个听讲石油危机的冬天，到北大思考比较历史的青春，再到今日剖析全球巨变的学术生涯，高柏的追问跨越了四十多年。

那个“对外开放的逻辑起点”，在创造数十年增长奇迹后，是否也悄然编织了今日转型的路径依赖？

当全球化浪潮逆转，人工智能浪潮袭来，那个曾让我们驶入快车道的“世界工厂”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高浪急。转向内需，建设一个能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并能从容应对技术性失业的福利社会，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四十多年前，一群青年在东北的寒风中，懵懂地触碰了时代巨变的脉搏。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一场更为深刻、关乎每个普通人福祉的转型，正考验着这个国家的智慧与勇气。

历史从未终结，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提问。

后记：本文是读完高柏《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一书有感，尤其是建设福利国家这一章节。这不是一本应景之作，而是一位经济学家三十五年的思考和追问。
作者高柏，北大出身，杜克大学教授。他的人生轨迹，从黑龙江知青到国际顶尖学者，本身就如同一部中国经济开放的微观史。他的独特背景，让他既有“局内人”的深刻体察，又有“局外人”的清醒距离。
这本书的核心，是向一个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增长模式发出诘问。
书中剖析了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辉煌与阴影：我们创造了“制造业超级大国”的奇迹，却也深陷“萨缪尔森陷阱” 。它揭开了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恶性循环”：为维持出口优势而压低工资与社保 → 居民为应对风险被迫高储蓄 → 内需长期疲软 → 更加依赖外部市场。这使得我们拥有顶级的基础设施，却在民生福祉上存在巨大差距。
当投资和出口这两架马车都逼近极限时，书中的分析没有停留在批判。它指向了一个必须直面的未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大规模劳动力“排出”生产过程的时代，“按劳分配”的基石本身将被动摇。
因此，高柏提出的最终出路，并非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而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系统转型：从投资驱动、依赖外需，转向以强大内部社会安全网为支撑的内需驱动，即建设一个现代化、具有生产性的“福利国家”。这被视为打破恶性循环、跨越发展陷阱、从容应对技术革命冲击的根本之策。
如果你想看懂未来，想挣大钱，答案就藏在这本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