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发明出来的？这本书颠覆你的认知

“ 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镀金穹顶下，十六尊历史人物铜像静静伫立，仿佛在凝视着每一位来访者。维也纳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纳奥兹·麦克·斯威尼在此感到一种难言的不适——这些雕像真的能代表“西方”的真实历史吗？”

“西方文明源自希腊罗马，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路传承至现代欧美。”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叙事，也是《发明“西方”》这本书要彻底颠覆的认知。维也纳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纳奥兹·麦克·斯威尼在这本颠覆性著作中，通过14位历史人物的故事，揭示了“西方”这一概念如何被一步步建构出来，而非自古存在。

《发明“西方”》英文原版名为 The West: A New History of An Old Idea，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6月引进出版，郑昕远翻译。这本书入选了2025年7月的人文社科联合书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作者麦克·斯威尼是维也纳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一位有混合族裔背景的女性学者。她自述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十六尊历史人物铜像从镀金穹顶俯视着读者，从摩西、柏拉图到莎士比亚、牛顿，再到美国发明家们。

这个精心设计的空间暗示着一条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线性文明谱系。作为混血女性，她首先感到格格不入，继而思考：这些白人男性精英真能代表西方历史的全貌吗？

这一问题意识促使她写下这部打破“从柏拉图到北约”经典叙事的作品。

传统观点将西方文明想象成一条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贯穿古今的文化谱系。而《发明“西方”》提出了两个核心论点：

从史实角度看，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站不住脚。而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种叙事的创生、普及和长盛不衰源于其实用性——为西方扩张、帝国主义以及白人种族支配体系提供了概念框架。

麦克·斯威尼认为，“西方”概念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伴随着西方全球霸主地位的巩固，种族主义伪科学也开始泛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书通过跨越2500年的14位历史人物的故事，生动展示了“西方”这一概念如何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被重新定义、塑造和传播。

例如，希罗多德这位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其实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西方人”，而是来自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地区。

更有趣的是，9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肯迪展示了希腊古典智慧从未专属于欧洲。在巴格达的“智慧之家”，肯迪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理念引入伊斯兰思想体系。

麦克·斯威尼还讲述了萨菲耶苏丹的故事——这位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皇宫后妃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长期保持书信往来，互赠礼物、姐妹相称。

这种被遗忘的东西方结盟可能，颠覆了传统的文明对立叙事。

这本书最引人深思的，是它揭示了历史叙事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由无数微观叙事组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宏大叙事既有偶然因素，又有精心谋划。

每一个故事被讲述出来，都是为了迎合讲述者的期望和理想。

在文明对话频繁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审视“西方”这一概念。《发明“西方”》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历史观念，邀请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理解文明与“他者”的复杂关系。

格莱斯顿在1868年首次出任英国首相时，欣慰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世界的中心。他看到的世界地图被粉红色标注，那是大英帝国的颜色；他遵循的时间是格林威治标准时，全球都以此为准。

在他心目中，英国不仅是“世界工厂”，生产着全球一半的铁、三分二的煤、四分之三的钢，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

然而，如果告诉格莱斯顿，他所坚信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后世发明出来的建构，他一定会嗤之以鼻。可这正是麦克·斯威尼在《发明“西方”》中所揭示的惊人真相：那条看似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一脉相承的文明谱系，实则是人为构造的叙事。

传统观点将西方文明想象成一条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贯穿古今的文化谱系。从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回溯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越过黑暗的中世纪，一直追溯到智慧的希腊、荣耀的罗马——这已成为西方历史的标准版本，被教科书和通俗历史读物不断强化。

这种叙事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影视作品的内容到选角导演、服装设计师和影视配乐师的选择，西方文明无处不在。一套颇有名气的儿童读物甚至将西方文明描述为“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一团火”，源于希腊，传至罗马，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着陆，又盘桓英格兰几百年，最后在美国落地生根。

问题在于，这条清晰的脉络很可能是人为构造的结果。麦克·斯威尼提出两个核心论点：一方面，从史实来看，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站不住脚；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的创生、普及和长盛不衰源于其意识形态上的实用性。

希罗多德，这位被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本人其实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西方人”，而是来自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地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希腊人并不自认为属于今日的“西方世界”。

希罗多德虽然记载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冲突，却也充分表达了对异邦文化的欣赏，强调希腊与东方的频繁互动与文化交流。这种叙述动摇了后来那种将希波战争简化为“西方vs东方”文明冲突起点的神话。

有趣的是，“文明冲突”这种修辞，最早正是由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客创造，而且是用于正当化其在希腊内部的帝国主义统治。

9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肯迪，则展示了希腊古典智慧从未专属于欧洲。被誉为“阿拉伯哲学之父”的肯迪，在巴格达的“智慧之家”投身于把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宏业，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理念引入伊斯兰思想体系。

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那么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同等重要的继承者。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在伊斯兰世界被保存、扩充，再传回欧洲。

我们通常使用“文艺复兴”指代14-16世纪艺术、文学与科学活动的繁荣发展，这一盛景始现于意大利，随后扩展至欧洲各地。然而，那个时代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文艺复兴”中。

“文艺复兴”一词本身意味深长，它强调的是旧观念的重新发现或复活，却对新观念弃之不理，暗示着一个重复保守，而非革故鼎新、激进创造的时代。这个词语直到19世纪中叶才由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6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推广开来。

在布克哈特的设想中，文艺复兴标志着现代性的诞生，而古希腊罗马就相当于现代性的助产士。他坚持认为，古典世界的灵感和影响至关重要，是“同一民族文明中两个遥远时代的结盟”——是原先的某种存在重新觉醒，而不是外来事物的介入。

16世纪的人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生活在“古希腊罗马”的复兴时代，而是积极地探讨古今之间的关系。从卡斯蒂利奥奈的名著《侍臣论》到图利娅·达拉戈纳的作品，16世纪的作家们以纷繁多样的方式想象着古代以及自身与古代的联系。

“西方”概念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格莱斯顿生活的年代，大英帝国几乎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横跨四个大陆，臣民占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伴随着西方全球霸主地位的巩固，种族主义伪科学也开始泛滥。维也纳医生弗朗茨·约瑟夫·加尔和约翰·加斯帕尔·斯布尔茨海姆提出“颅相学”，声称“黑人（negroes）的前额非常狭窄，他们的音乐和数学才能一般也非常有限”。

苏格兰民族学家罗伯特·诺克斯在1850年宣称：“种族就是一切，文学、科学、艺术，总之，文明取决于种族。”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利用进化论来为殖民统治和阶级制度辩护。英国银行家和记者沃尔特·白芝浩声称英帝国的臣民和工人阶级在进化的阶梯上都低于他们的统治者。

历史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萨菲耶苏丹的故事展示了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并非永远水火不容。这位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皇宫后妃，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长期保持书信往来，互赠礼物、姐妹相称。

斯威尼以她为例，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假设历史”场景：倘若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与英格兰等新教国家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天主教欧洲，那么后来世界的“文明阵营”划分可能截然不同。

非洲安哥拉的恩辛加女王与美国黑人诗人菲利斯·惠特利则更为直观地揭示了西方文明论述中的种族矛盾与虚伪性。一个被视为野蛮部族的非洲女王竟能令欧洲殖民者倍感敬畏，一个被贩卖为奴的黑人少女竟能熟练掌握西方经典文学，令当时的白人精英震惊不已。

这些故事都直接戳穿了种族主义叙述背后的荒谬。

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之所以在事实基础被推翻后仍屹立不倒，是因为它迎合了特定目的，为西方扩张、帝国主义以及延续至今的白人种族支配体系提供了概念框架。

由无数微观叙事组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宏大叙事既有偶然因素，又有精心谋划。这些微观叙事包括：古典时期的雅典作为民主的灯塔，被树立为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础章程；古罗马人的基本欧洲性概念乃欧洲共同遗产的基石；十字军东征神话被简化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

每一个故事被讲出来，都是为了迎合讲述者的期望和理想。

我们必须摆脱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认识到它既有违事实，又落后于时代发展。这种起源神话应该被淘汰——它无法准确地记述西方历史，也不能为西方身份认同提供适用的基础。

今天的俄罗斯，普京在2000年签署联邦法令，为俄罗斯规定了新的国徽，其中描绘了拜占庭的双头鹰图案——“第三罗马”的象征。

而中国，在宏观历史叙事方面采取了更为不同的方法。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西方主导地位的根基已经动摇。

翻完《发明“西方”》最后一页，你可能会想起麦克·斯威尼的那个问题：如果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与英格兰结成联盟，今天的世界会怎样？历史没有如果，但思考这些可能性，能让我们跳出既定叙事的陷阱，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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