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中的言情与创作技巧

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首先它需要满足于大众读者的原始期待，在合该起承转合的关口描绘地漂亮舒服，如果再能够在意料之外的地方添加上反“经典”的非庄重，就像《百年孤独》中诸多限制级cult片演示，将这种隆重的“权威性”拉下马来让读者先一步获得一种阅读的饱腹感，当然会更加历久弥新。

《简·爱》呢，大概是占齐的后一条，让懵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足够在经典作品中找齐了言情的戏码，过足戏瘾的另一面体会一把高级的创作技巧，别人读霸道总裁大女主，你读《简爱》和《飘》，爽快劲丝毫不跌的情况之下同时也少不了反思和自我提炼，读者们又怎么会不快活。而同时，“勃朗特三姐妹”的传奇故事加持，在书外的世界依旧精彩纷呈。

我偏爱于收集名著的新版本，撇开更贴近当下生活的翻译节奏，更满足我集书的另类癖好不谈，译者于是老师为本书献上了我所需要新鲜感，同时也在自序中聊起指摘《简爱》三观不正的质疑声，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足够让我们为此掰扯几个世纪。

“三观”？这是个近些年来越来越普及化的时髦词，普及的另一个坏处就在于连“时髦”本身都不像是个时髦词了。我们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偏好、选择、道德观念安置在他人身上，来获取理解或者批判。这一点上并无大碍，毕竟我们需要在群体生活里找到符合自我倾向的聚合，而越来越细化的三观问题当然是区别“敌我”最好的切口。

但，把三观代入“文学”领域，来强制界定一种政治正确，且不提合不合法，但至少是不合乎人情的。“包容性”是社会成熟化的产物，仅就同理心而言，盲目的批判是否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完全洁净无菌的文学世界呢？

当然，这仅仅只是认同角度，如果上升到文学批评上来说，似乎三观上的“合理”批判也是有理有据的，事实真的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