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民宿，才懂“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柬埔寨的农村，和东南亚诸多国家的农村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安贫乐道，人民友好，就是在导航上的位置不太好找，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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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转转，好容易找到了我预定的农村民宿，主人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能把钱付给我吗？”

我一愣：“我已经在平台上交纳了住宿费呀。”

“我知道，可是那个平台我忘记了密码，因此没有办法把钱取出来了。”

我心里一边念叨这是个什么情况，就算如此也不该向我重复收费，一边努力保持的客气的微笑：“抱歉，我已经付过钱了，所以没有办法了。”

他并不气馁：“你订的房间只有电风扇，如果你想要空调间，加10美元。”

其实我是需要空调间的，10美元的加价也不是不能接受，因为柬埔寨的电费很贵，部分电还是从老挝等国家买过来的。

然而我心里已经有些不快，因此拒绝了他的加价升级服务。

他不死心：“你需要去吴哥窟玩吗？我们这里有叫车服务。”

我摆摆手：“我已经玩过了，来这里就是专门体验农村生活的。”

他的眼神黯淡下来，意味着我不是他乐意接待的那种客人。

他开始碎碎念：“钱全都取不出来，可我需要钱……”

明明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忽然有种愧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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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倒是不错，挺干净整洁的，窗帘让我想起东北的大花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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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图案让我意识到，原来中国并不是唯一喜欢这种情侣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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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坐下歇了口气，就听到外面有吵闹的声音。一对老年德国夫妇质疑房东说：“你的价格也太贵了！这是诈骗！”说完把一个广告单一样的东西掼在了桌上。

房东说：“我并没有强买强卖，如果你们愿意选择我的服务，就是等于说明你认可了我的价格。你们出生在德国，一个这么好的国家，而我出生贫穷，还带着三个孩子，为什么对我如此严苛呢？”

德国人语塞，愤愤然甩了一句：“我会给你差评的！”夫妇俩气鼓鼓拖着旅行箱走了。农村的路不平，旅行箱的轮子碾过，扬起滚滚红尘。

隔壁一个法国人和我一样在门口看热闹，他边看边笑。

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就是德国人，凡事都太认真了。”

我看了一下德国人留在桌上的广告单，这家民宿同时提供叫车包车服务，包车一天居然收45美元——在城里，包一天的价格不过15美元。这差价，难怪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国民都要嗷嗷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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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是一个教育程度偏低的国家，很多孩子特别是穷乡僻壤的孩子得不到最基础的教育，所以真正会利用互联网赚钱的村民凤毛麟角。

这个房东是其中的“异类”，他在几个国际主流的住宿APP上都登录了自己的房源，在对房源的描述中也进行了一些适当的美化和夸张。

所谓的“适当”，指的是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但你又不能说他在虚假宣传。

比如，他会说“房源距离吴哥窟景区很近”，但如果你和大部分游客一样，住在常规的暹粒市区，会发现，从暹粒去吴哥窟景区的距离还更近点，而且配套更丰富、包车也没有那么贵。

再比如他会说自己是一个酒店的厨子，民宿每天提供餐食服务，你会以为是由他做菜给你吃。但是我看我的一天三餐都是他太太做的。

这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他可没写“由大厨本人提供餐食服务”。好在他太太做的菜也挺好吃。

无论如何，他成功吸引到一批像我这样喜欢新奇体验的国际客人前来体验柬埔寨的乡村生活，虽然住宿的费用并不比暹粒市区的三星级酒店低。

房东有三个儿子特别可爱，我好像天生有吸引小孩子能力，他们经常围着我转。无形中，我就背负了一份带孩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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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养个二胎都已经要死要活，再生第三个，除非家里有矿，否则不堪设想。

然而我发现在这边养孩子的负担小很多：父母都在忙自己的事，基本不去管这些孩子，三个小孩像三只放养的走地鸡，自己饿了吃累了睡，无论哭闹还是嬉笑，情绪都在兄弟内部解决，无需家长的干涉和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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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农村生活变得静谧。村口有一个类似国内大妈跳广场舞用的大音箱，播放一些本地的流行乐，声音飘到我们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若有似无，配合着同样隐隐淡淡的炊烟味道，让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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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酒店的空调，只有风扇的夜晚仍然难眠，反倒是户外凉风习习，舒服很多。我睡在外面的吊床上，晃悠悠，凉飕飕，居然很快就睡着了，就这样度过了一晚。这就是热带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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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正在吃午餐，他抱着最小的娃在我对面坐下来，跟我攀谈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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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我感到挺意外，我以为他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像我这种少利可图的顾客，应该懒得理我才是。

他跟我聊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他年轻时曾经在暹粒市的大饭店里当过厨师——也许就是城市生活的浸染，让他比其他村民多了一些见识和互联网意识，能把民宿做起来。

他还和我介绍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剃了个寸头（这边的老年女性好像喜欢这种发型），形容瘦削，正在一旁的菜园里摘空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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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试用翻译软件用高棉语和老人交流，但是失败了。她只会对我笑笑，说翻译软件也无法解释的话。

“我妈妈说天太旱了，地里缺水，一天浇多少次都不够，菜都要晒死了。”房东替我做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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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亲呢？”我问。

“那是我还在暹粒当厨师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通很急的电话，说我的爸爸快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房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回忆起了往事，“我回去了以后才知道我爸爸被雷劈了。”

不知为何，柬埔寨这个地方的雷击事件特别频繁，几乎每半年就有超过100人遭到雷劈。

“我看到爸爸的时候，他已经像一块木炭。”他摇摇头，“那时候我为了照顾母亲，就回来了，改开起了民宿。”

“对不起，我不该问……”我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你知道波尔布特吗？”他问。

“知道，红色高棉的领袖。”

1975年4月至1978年12月期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执政党“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施的“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极端政策。该政策通过内部大清洗，造成了数以万计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被称为“柬埔寨种族大清洗事件”。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屠杀了全国将近六分之一人口，达到100多万人。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被学者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全都死在了那个时候，所以我没有叔叔伯伯，也没有姨妈舅舅。”

一切不幸似乎都聚集到了这个家族，而房东正在努力生活、努力赚钱，代表整个家族奋力跳出苦难的泥沼。

“我做这个民宿已经九年了，这几年生意都不太好，现在还有钱在账户里取不出来，我有三个孩子要养，有一个还要交学费，学费很贵……”他旧话重提。

好像是为了弥补和安慰，我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他说：“我的账户里已经有800多美元的住宿费了，我很需要这笔钱，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密码，修改密码需要验证码，我的手机也收不到验证码……”

柬埔寨是个太不起眼的小国家，平台根本没有在这里设立办事处，所有问题都要打越洋电话到美国本部，十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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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利用我的互联网知识帮他一起鼓捣了半天，又是找人工热线又是换手机，成功解开了密码。

次日，我打算吃完早餐就离开这里，他跑过来，我以为他是要向我致谢呢。结果他指了指旁边做了一半的砖房：“这是我疫情前做的房子，我打算扩建我的民宿，疫情来了工程就断了，好几年没有什么收入，现在我要重新把这个房子建完但是缺少经费，你有没有意向做一些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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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这又是个什么情况，凭什么还要我捐助呢？昨天对他的怜悯忽然又消散了，我装作听不懂“捐助”这个词，笑了笑就走了。

他在身后喊我：“这里不好叫车，我帮你叫车吧！”

我走得更快了，心想：“要你帮我叫，又要挨你一刀宰！”

这时，我先前在暹粒遇到的一位忠诚的司机已经在村口等着我了。我坐上他的突突车，看着房东落寞的眼神，忽然明白了有些人为什么确实可怜，却没有办法给出太多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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