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大宋的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提及大宋，我能想起那一代辉煌的文人时期：钱惟演、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苏轼、苏撤、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包拯、程颐、程颢、黄庭坚等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些人物灿若繁星，在历史的星空中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或是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对开封白矾楼的描述：“宣和间，（白矾楼）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繁华”成了两宋的标签。但是这个繁华从何而来？我却没有深思过。在这本《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里给我们展现了大宋繁华背后更加符合历史逻辑的另一面。最令我感触深的背后的历史的两种记忆。

一种是来自统治阶层记忆中的历史，另一种就是平民阶层的历史。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来开封城内的香车宝马、雕梁画栋，当时的宋朝有超多规模巨大的酒楼。有酒楼的存在就带来了酒的销售。为了增加统治阶层的财力，北宋就开始了对“酒”的垄断，实施了“榷曲法”。这使得整个赵宋王朝官吏与平民全都叫苦不迭。

再比如我在看《大宋宰相王安石》时，特喜欢王安石，甚至觉得青苗法、市易法对于大宋来说就是一个福利。福利的确是福利，但是这个福利是对赵宋王朝的，对统治阶层是有功的，但是对于对赵宋百姓却有大害的主因。也就是说王安石制定这样的变法政策，是因为变法本身就有转移朝廷义务并增加财政收入的用心。所以司马光评价说“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

书者说：不关怀具体的人而奢谈历史趋势或历史规律，那样的大历史不会有温度。而没有温度的历史是危险的，很容易掉进宏大叙事的某种陷阱。比如世界上第一张纸币诞生于北宋时代的中国，是一种立足于宏大叙事的历史记忆。两宋百姓因官府滥发纸币而深陷通货膨胀的泥潭，对交子与会子深恶痛绝，是一种立足于日常说生活的记忆。书者写道：两种历史记忆可以共存，但其中的骄傲与苦难并不相通。正因为骄傲与苦难并不相通，所以骄傲值得被记住，苦难同样也不能被遮蔽，更不能被遗忘。

这也给了我们一点启发：今天的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容易被那些辉煌瞬间遮住双眼。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穿越到清宫戏里的争宠、民国姨太太，但其实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些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