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
街角的烤红薯摊,是冬天最温暖的坐标。
铁皮炉子里的炭火明明灭灭,红薯在炉膛里一圈圈转着,烤得表皮焦黑,裂开的地方渗出琥珀色的糖汁。摊主是个沉默的大爷,从不吆喝,可那甜丝丝的焦香就是最好的招牌。放学时,孩子们攥着零钱围过去,他挨个递上烫手的红薯,再送一句:“慢点,别烫着嘴。”
我买了一个,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小团炭火。剥开焦皮,金黄的瓤冒着热气,咬一口,软糯香甜,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忽然就想起了爷爷。
爷爷在老家种红薯。霜降过后,他扛着锄头去地里,一垄一垄地刨。我提着小篮子跟在后面捡,那些红薯带着泥土,胖乎乎的,有的还挂着草根。爷爷说:“红薯不挑地,坡上坎下都能活,是庄稼人的救命粮。”他擦擦汗,从兜里掏出个小刀,削了一个生红薯递给我。生红薯脆生生的,嚼起来有股清甜,像梨,又不像梨。
后来爷爷走了。老家的地退耕还林,再没人种红薯了。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梦见爷爷在地头冲我招手,脚边堆着一大堆红薯。醒来枕头湿了一片。
炉子里的红薯熟了,大爷用火钳夹出来,在秤上称了称。我付了钱,剥着皮走回小区。门卫大爷正缩在岗亭里,我顺手递了一半给他:“趁热吃。”他愣了一下,笑了:“嘿,这大冷天的,就馋这一口。”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爷爷没走。他种下的那些红薯,年年冬天,都在某个街角冒着热气。掰开一半递出去的时候,我就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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