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打下4架日机，26岁殉国，重庆一座机场以他命名

编号2307，没有返航

1939年6月11日傍晚，重庆灰蓝色的天空，被防空警报声一段段撕开。17点29分，空袭警报拉响；18点38分，紧急警报压下来；19点15分，日军27架九六式轰炸机突破中国空军与地面高射炮的拦截网，闯入市区投弹。那一刻，整座山城都在爆炸声中颤抖。

中国空军第4大队奉命升空迎敌。那一夜之后，一架编号2307的伊-15战斗机，再也没有回来。

驾驶它的人，是一位26岁的印尼华侨：梁添成。那时他风华正茂，就读于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大三。一个本应在教室里翻账本、打算盘的青年，却把青春交给了祖国的天空。他不是不知道危险，他只是选择了在警报拉响时起飞：把背影留给重庆，把生死交给长空。

按照常理，被击落的飞机会掉在交战的空域里。可2307号却坠毁在了130公里外的涪陵。它不在交战区，而是在日机返航武汉的必经之路上。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偏移，后来成了还原他最后几分钟的关键线索。

一个本该去做会计的人

1913年2月1日，梁添成出生在印度尼西亚 万隆，家中10个孩子，他排第9。小学和初中都在万隆中华学校读完，那是当地仅有的一所华侨学校。之后回上海念高中，1933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

如果不是战争，这个人的人生大概通向某家银行的账房。

转折接连发生了两次。1931年“九一八”，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日军强行闯入上海闸北，十九路军抵抗。他在上海的天空看见涂着血色大圆的日机来回横行，投弹，拉起，再投弹。

1935年5月1日，他考入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6期甲班，1936年10月毕业。毕业典礼上，专程从印尼赶来的母亲站在人群里。他对母亲和战友说：“我最少也要打下一架敌机，即使我牺牲了也值得……”

这句话他后来兑现了4次，还多。

三天，4架

毕业后，梁添成被分配至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

1937年8月14日，驻台北的日军鹿屋航空队18架轰炸机分两批袭击广德与杭州笕桥机场。第4大队升空拦截，在两地天空展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中日首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架，梁添成打下其中1架。

第二天，日军出动近100架战机扑向中国沿海的空军基地，他又打下2架。第三天，日军再组织机群来袭，他再打下1架。

三天，4架。

这个成绩让他成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击落日机最多的飞行员之一，也把他送进了“四大天王”的行列——与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并列。

接下来的两年，他的战场一直在换：1937年9月赴甘肃兰州接收苏联战机，就地接受苏联军事专家训练；1938年初驻守汉口，承担武汉防空；3月移防周家口、归德、信阳，掩护轰炸机出击；4月10日，第3、第4大队的27架战斗机完成掩护任务返航，在归德以东的马牧集空域遭日机伏击，他随队应战，与战友共同击落日机7架；

1938年8月，第4大队撤往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改担战时首都周边防空；9月，他出任第4大队第23中队分队长。

1938年汉口空战前，他在驻地遇见复旦大学教务长章益。聊起母校，他说：一定要为母校争光。

那一夜，重庆的天空

1939年的重庆已经是一座被反复犁过的城市。

一个月前的5月3日、4日，日军飞机对城区实施大规模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据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统计口径，两天共造成伤亡6314人，其中死亡3991人；据西南大学潘洵教授团队研究口径，两天内炸死4572人、炸伤3637人。两套数字来自不同统计口径，至今并存——但无论按哪一套，那都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的、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之一。

6月11日，日军27架九六式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借着黄昏的天光摸向重庆。据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整理，这批日机投下炸弹116枚、燃烧弹17枚。

警报响起时，第4大队升空。梁添成的座机是编号2307的伊-15——一种苏制双翼战斗机，机动性好，火力弱，在部分史料里被写成E-15。

咬住尾巴不放的人

福建与重庆两地的史料在描述他的打法时，用了几乎同一句话：“吊着敌机尾巴打”。咬住，贴上去，穷追猛打，不轻易脱离。

打法解释了他的坠落位置。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唐学锋给出过一个关键判断：当天中日机群交战的空域在重庆市区上空，而梁添成坠落的位置在涪陵。涪陵在重庆下游，正处在日机返航武汉的航路上。两点相距约130公里。

也就是说，他不是在主战场上被打下来的，而是在追出去的路上。日落之后，一架小型双翼战斗机独自追着一个庞大的轰炸机编队，往东，往外，追了100多公里，直到追不动为止。

涪陵地方文史的记述更细：当天第23分队奉命驾8架战斗机升空迎敌，日机遭痛击后沿涪陵、丰都、万州方向逃窜，梁添成奉命追击；追至涪陵上空时天色已暗，数架日机折返包抄，他的座机被击中坠落。

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一段来自地方文史记述，尚未获得档案层面的多源印证。能确证的只有三条：他当天驾驶2307号机升空；他被敌火力击中；他坠落在涪陵境内。

同一个黄昏，材料与记忆的对照

关于1939年6月11日这一天，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材料给出的信息并不完全重合。并排放，才能分清哪些是硬事实，哪些还只是推论。

事项　记载内容　材料性质与出处

空袭日期　1939年6月11日　多源一致：中国军网、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复旦大学

日机数量与机型　27架九六式轰炸机，自汉口起飞　多源一致

投弹量　炸弹116枚、燃烧弹17枚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泉州晚报》整理

警报时间轴　17:29空袭警报、18:38紧急警报、19:15日机突破阻击入市投弹　唐学锋研究，2015年《重庆商报》报道

座机　编号2307，伊-15（部分史料作E-15）　多源一致，机型代号转写不同

战术　“吊着敌机尾巴打”，穷追猛打　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坠落位置　涪陵附近／涪陵丛山　中国军网、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坠落点精确位置　涪陵区新妙镇黄家岩　唐学锋考证＋目击者朱玉祥回忆，属推论

牺牲年龄　26岁　多源一致（1913年2月1日生）

此役战果　击落日机2架、击毙日本空军大佐林村等16人　仅见新华网2016年一文，未经交叉印证

黄家岩：一个孩子记了76年

飞机落在涪陵的哪一块地上，长期没有答案。

涪陵本地的相关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被毁，无从查起。

转机出现在2015年前后。涪陵区委宣传部、统战部、党史办等单位寻访多年，找到了一个叫朱玉祥的老人。

1939年6月的一天傍晚，10岁的朱玉祥正和弟弟在家里玩耍，听见天上响得不对，两兄弟跑出去，钻进屋外的竹林躲着。他从竹叶的缝里看见一架飞机拖着青烟往下坠。

飞机落地后，两兄弟跑过去看。在一个叫黄家岩的地方，飞机摔在河沟旁的一堆大石头上，燃着火。胆子大的人把飞行员从里面拖出来时，人已经面目全非。

唐学锋逐一比对了1939年5月、6月、7月在中日重庆空战中阵亡的中国飞行员和他们各自的牺牲地点，认为朱玉祥看到的那架，应是梁添成的。据此，坠机地点被推定为重庆市涪陵区新妙镇黄家岩。

这是考证，不是档案。76年后由一个孩子的记忆填上的坐标，仍然带着推测的成分。但它至少把“涪陵附近”这四个字，收敛到了一座山岩、一条河沟。

女儿出生在他死后

梁添成牺牲时26岁。妻子夏伊乔已怀孕3个月。

噩耗传到万隆，当地华侨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会，称他“华侨之鹰”。夏伊乔赴印尼产下遗腹女，取名梁国秀——国之俊秀。这个孩子从未见过父亲。

他死后被追晋为空军上尉，葬于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第21号墓；

名讳同时镌刻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位于中国烈士名单F区。

1943年7月23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烈士高志航等十八员姓名分别为各有关机场厂名》的命令，将重庆广阳坝机场命名为梁添成机场。一座机场，成了一个人的墓志铭。

2024年，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公布航空烈士公墓英烈碑完整名单，首批公布的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1468名，梁添成在列，籍贯标注“福建南安”。

为什么要把这一天数清楚

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是一支高速消耗的力量。与梁添成并称“四大天王”的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分别在1937年10月、11月、12月殉国，年龄都在22岁至30岁之间。梁添成是最后一个，1939年6月。

他们打的是一场在飞机数量、补充能力、工业基础上全面不对称的战争。1937年开战时中国空军可用作战飞机不足300架，打掉一架就少一架，短时间内补不上。到1937年底，主要作战飞机几乎损失殆尽。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飞行员能做的事很有限：升空，找到目标，咬住，开火。

梁添成最后咬住的那一架，他追出了130公里，追到涪陵上空，追进了暮色里。

重庆大轰炸从1938年2月持续到1944年12月，长达6年10个月。据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完成的调研统计，全市抗战时期因日军轰炸造成直接人口伤亡32829人、间接人口伤亡6651人。1939年6月11日投下的那116枚炸弹和17枚燃烧弹，就在这些数字里。

一个名字，只有被放回具体的时间和坐标，才不会只剩下一个名字。

梁添成的坠落坐标，等了76年，才由一个躲在竹林里的孩子填上。而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首批公布的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有1468个。这1468个名字里，还有多少个连一座山岩、一条河沟都还没有？

作者提示含AI生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