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京生：黄胄先生的技术语言与时代新变及跨世纪影响

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黄胄先生的艺术成就：（1）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青年时代所目睹的黄泛区的人民的苦难，致使个人命运国家命运合一，促成了建国后黄胄先生的高亢、爽朗、豪迈、壮阔风格的形成，（2）国家的衰微、人民的苦难，引发黄胄先生向往人民不被奴役，民富国强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1949年以后艺术创作的题材方向和范畴——关注生民的幸福、快乐，表现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社会生活，（3）从黄胄先生的边疆（包括西沙）题材，可看到他的作品与新文化运动以降的“边疆学”一脉相承，他的国家意识极为强烈，他的技法语言恰好吻合了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4）他从韩乐然、司徒乔那里接受的现代性的技法语言，与从赵望云那里接受来的传统手法的结合，使他不仅能真诚表达强悍的民族精神，也能在人文精神处于特定时代（即某种程度的“沙漠精神”时代）给予时代安慰和快乐。

一、20世纪初的时代使命与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

黄胄出生之时，国家经历了梁启超所说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图强与启蒙的思想与实践，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在中华大地蔓延。国家、民族融入世界潮流，崇尚科学与民主，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逻辑在延展。尽管战乱频仍，但这一历史逻辑，却是无论在何种时代语境或政治环境下，都不会消失的了。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以及他在20世纪文化史上的价值与意义，要置放在这个历史逻辑之中，才会闪闪发光，永不熄灭。

青年画家黄胄

1937年， 黄胄12岁， “七七” 事变爆发，11月， 黄胄随母、姐向太原方向逃难，又经风陵渡、潼关，1939年到达西安，在扶轮小学读高小，并临摹抗日宣传画张贴校园。随着日寇不断入侵，全家由西安又流落到陕西宝鸡，生活极度艰难。此期，黄胄受赵望云农村写生影响，到处写生，亦从鲁迅著作中受到珂勒惠支作品的影响，立志当画家。1944年1月前后， 黄胄拜赵望云先生为师，因此，有了1946年两次去黄泛区写生十个月的经历。赵望云先生的农村写生，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文化精英“走向民间”思潮的产物，柯勒惠支的题材与技法影响，是新文化启蒙旗手鲁迅先生因此而推送到当时的文化空间里的。这是黄胄先生自身的艺术实践的文化逻辑起点。

流民图 1946年

家住水晶宫 1946年

1984年，甲子， 黄胄59岁，年初，到福州，受外交部委托，创作《松鹰图》，由国家领导人赠送美国总统里根。作为国礼，作品能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且代表国家精神气象。这是黄胄作品特有的语言方式与特有的精神气质。经历了生活的颠沛流离，在战争的残酷中看到过哀殍遍野，民不聊生，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黄胄是异常振奋的，他感受到了在苦难里崛起的中国人的豪迈情怀，充满对面美好生活的向往，创作了《爹去打老将》、《人畜两旺》、《苹果花开的时候》、《打马球》，由此，奠定了他在1949年以后艺术风格的基本走向。《松鹰图》即是这一风格走向合乎他自身文化逻辑发展的产物。

苹果花开的时候 1951年

从1949年以后黄胄先生的一系列创作实践，到1981年11月2日黄胄在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以及，同年他与意大利记者费奥雷先生的谈话，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苦难不堪、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新中国成立乃至参加工作以后的经历，使得黄胄对新中国有着极深沉的热爱。但他的创作，没有画过疾风暴雨的土地改革场面、没有画过严酷的现实军事斗争，也没有讴歌红色斗争的丰功伟绩之历史，乃至，鲜见对革命领袖进行神圣化表达，他画得最多的，是与当时艺术思潮推崇的艰苦奋斗无涉的欢乐生活和对美的生活的享受；甚至可以说，他画得最多的是有着“资产阶级倾向”的感情奔放的美女。这样的题材与手法，从逻辑上讲是行不通的，但黄胄却一路畅通，并影响多元且至大。究其原因，只能说，是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因在某种程度上衔接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空间中的一条潜在的文化发展道路而被经久无碍的。

松鹰图 1978年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梁启超在给李鸿章作传记时，所说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指的实际是政体和文化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化。甲午战败后， 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辛亥革命以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立《新青年》，学界广义上主张从1915年到1923年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但这之前，会有一个孕育期，此后，其使命、其影响、其作用，也不会消失。上世纪50、60年代以降，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没有按他的“黄胄黄泛区写生”的路径走下去，走的是与徐悲鸿、蒋兆和并不完全相同的路径，也与 “革命的左翼文艺”诞生以后所行走的文化路径迥不完全相同。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以降，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却能够顺畅发展，并被当时的政治意志所默许，且影响深刻。这看上去非常奇怪的现象，只能是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吻合了一条潜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逻辑之路，不然很难想象前述的他画的“美女”，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变现”（这“美女”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姑娘，还有他为《红旗谱》画的“春兰姑娘”等）。

春兰 1962年

新文化运动， 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 “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 的思想文化革新、 文学革命运动。黄胄的艺术实践，实际上是嫁接在广义上的“新文化运动”之上的。这就犹如北洋政府的大船，是运行在文化中国的河流之上的。按陈寅恪的说法，这便是“以观空者观时”，即发生於二十世纪前期的启蒙运动的确切的时间断限, 只是狭义上的说法，而我们在此所说的黄胄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指的即是他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诉求的发展与变化，也即他与它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的逻辑关系。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学者开始调查、挖掘民间文化，艺术家也开始到民间采风，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的起点，本质上就在此中。黄胄是通过赵望云， 走上这条艺术通途的。赵望云1925年入京华美专， 后入国立北京艺专，1928年在北京师范任教，1933年至1935年任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1933年在河北农村写生，作品在《大公报》连载。1934~1936年又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作品描绘了饱经战乱摧残的农民的贫苦生活。1942年后， 赵望云开始画陕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 众所周知的黄胄的“在生活中起稿”，“以速写入画”，接续的就是缘自这一与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有关的文脉的。黄胄的“在生活中起稿”，“以速写入画”，是众所周知的旧话题，但最容易误解，不可止于老生常谈。倘若联系以上所述的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诉求，就会发现其特为深刻的意义——黄胄先生的艺术样式与风格，乃至表现手法，是徐悲鸿、蒋兆和之外，张大千、齐白石之外，自成“自本”体系的。黄胄先生的样式、风格、手法，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造型与传统笔墨的结合，现在看来，黄胄先生的样式、风格、手法，有着更大的学术意义。

蔡家坡的贫民 1943年

收割 1943年

黄胄影响过无数人，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黄胄先生的文心。讲黄胄的《黄泛区写生》，连缀成卷，就是史诗，在精神气息和价值指向上，可以与杜甫的《三史三别》 媲美。这批作品，是创作性写生，直观，不伪饰，悲天悯人，因血性、激情、爱恨鲜明，比蒋兆和的《流民图》更有动人心魄的审美力量。因为这是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 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的伟大情怀的现代性图画演绎，它使得黄胄的创作性写生，成为他的不伪饰而直抒心臆式的创作范式。他的新疆写生，在本质上也是这个直抒心臆范式的生活图像的艺术变现。

柴达木风雪（又名《洪荒风雪》） 1955年

1955年， 乙未， 黄胄30岁， 调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创作了《柴达木的风雪》（后改名《洪荒风雪》）、《丰乐图》、《喜洋洋》等作品。1973，黄胄49岁，时年年底到了海南，1974年1月春节期间到了西沙。15天画了500幅表现海南、西沙的素材和创作（这些作品曾保存在军博，后藏于炎黄艺术馆），“2012年7月， 原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撤销而新建立的地级行政区，这里有黄胄心血贡献。” 黄胄所画《西沙女民兵》，《海南女民兵》，大海、海船、海鸥，图像语言的表现能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黄胄所画《永兴出土的瓷器》， 《织花裙》、《船老大阿喜》、《海南渔家女》《女民兵》、《喂鸡》，表现的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海南诸岛的善良、淳朴、勤劳、美丽的人民，这批作品，仍然是五十年代题材方向和表现手法的延展。这种题材方向和表现手法此时虽正被批判，并污蔑黄胄赴海南、西沙，乃是准备叛逃海外，但黄胄仍坚持了这种题材方向和表现手法。黄胄对郑闻慧说：“他们真是太小瞧人，我黄胄是中国人，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中国老百姓把我养大的男子汉。” 这表明黄胄对”道统中国”或“文化中国”，是有潜在认同的。

海南女民兵 1962年

黄胄说：“我是从西北高原走出来的，看惯了广阔的草原，画惯了毛驴、骆驼和骏马，对于它们的生活和习性和生活规律我全知道，我也习惯大口地喝酥油奶茶……” 郑闻慧说：“ 这些，他都熟悉，不熟悉海上生活，但他义无反顾，顶住了压力”，所以，可以说黄胄确实是在“道统中国”和“文化中国”意义上，践行他的艺术实践的。

革命，救亡，重于启蒙，但不等于启蒙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不再重要。黄胄先生的艺术道路，在特定的政治气候里，以他自己的“自由”而 “慎独”的方式，做出了他自己的人文主义贡献，且能使之健康发展，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了。当然，这需要见识、勇气和智慧，在这方面，黄胄先生是鲜见的，也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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