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先生”二字成为绝唱：《先生们》，那些永不褪色的孤勇者

一枚1980年的猴票如今在拍卖市场上价值20万倍于发行价，而它的设计者却始终不愿被称作“大师”。在这个称呼泛滥的年代，真正的“先生”们正在悄悄退场。

“先生”这个称呼，在今天的语境里正变得越来越轻飘。

它可以是对陌生男性的礼貌称谓，可以是商务场合的客套用语，甚至在网络空间里，这三个字可能裹挟着戏谑与疏离。但当我们翻开环球人物杂志社主编，2024年出版的《先生们》，这个词汇突然有了千钧的重量。

01 汪曾祺：一个有趣的灵魂

汪曾祺的3个儿女叫他“老头儿”，汪家这种“没大没小”的家风源于汪曾祺的父亲。父亲抽烟时一次抽出两根，老子给儿子先点上火，父亲喝酒也给他倒上一杯。汪曾祺17岁写情书，父亲在一旁出主意。这种不同寻常的父子关系，使汪曾祺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个性。

考入西南联大后，感兴趣的课便上，听不进去的就逃，比如英语课、体育课。

西南联大学制是四年，汪曾祺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读了五年，即便如此毕业后还留校当了两年老师。他在学校也不爱上课，爱到处逛，泡茶馆，逛书店、裱画店。

连朱自清的课他都逃，因为朱自清上课的时候会带一沓卡片，他一片儿一片儿的讲，并且经常考试，汪曾祺呢，他从不做笔记，所以就记不住，回答不上来，干脆就逃课了。

但汪曾祺喜欢上闻一多的课。一般闻一多走进教室就会点上烟斗，边讲课边抽烟斗。并且闻一多上课很随意。讲起课来激情四射，写的板书里还有诗有画。往往闻一多在讲台上边讲边抽烟斗，下面的学生包括汪曾祺，也跟着吞云吐雾。但是他爱读书。

最喜欢汪曾祺的老师是沈从文，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老师也是沈从文。沈从文只上过小学，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既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学术专著。因为这个他在西南联大的同事，中文系的刘文典，就十分看不起沈从文。有一次日军轰炸警报响起，大家都跑出校园，刘文典在人群的看到了沈从文，便上前呵斥沈从文，他说：陈先生（陈寅格）跑是为了保国粹，我跑是为了保护《庄子》（刘文典是《庄子》研究专家），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你啥都没有，你跑啥跑？

沈从文教课有点特殊，它不像一般老师的那样有条理的系统教学，但是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这一点儿，汪曾祺就非常喜欢，并且非常喜欢沈从文的文风。那时候汪曾祺发表的文章，都是沈从文把过关的。

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到了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科研所。他居然还很得意，说做了“右派”，这一生就不平淡了。一般被划为“右派”回忆流放的日子，都是很苦涩的，“但在汪曾祺笔下，这段日子却显得诗情画意。其间，他还绘成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以此可见汪老的豁达乐观。

在儿子眼中，父亲汪曾祺似乎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他记忆中留存下的都是那些快乐的日子。风来草倒，雨泻泥下，不退缩，也不偏执。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先生喜欢喝白酒，酒过三巡，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讲一些文坛趣事。1997年5月，汪曾祺先生因病77岁就去世了。半年前他还和定居香港的黄永玉等一些老友聚过餐。汪老的去世，应该和他烟不离手、酒不离口，有一定关系。

最遗憾的是汪老因为突然发病，没有留下一本完整的回忆录。

02 “艺术鬼才”黄永玉：不做标签的“老顽童”

“我是沈从文的侄子，但我是黄永玉”

2023年6月，99岁的黄永玉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总不忘提及两个标签：“猴票设计者”和“沈从文的侄子”。但黄永玉生前最讨厌的，恰恰是这种简化。

“我是我，沈从文是沈从文。”他不止一次对来访者说。

这位“艺术鬼才”的人生，本身就像一部传奇小说。

1937年离开湖南凤凰老家，在福建集美中学读了两年书后，开始流浪到福建、江西，做过搬运工、瓷器工、教书，还参加过几个战地服务团。1948年跑到香港与妻子团聚，靠刻木刻、画速写谋生，后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1955年，周总理派人邀请他从香港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香烟《阿诗玛》原本是他的木刻作品《阿诗玛》。沈从文石碑由他树立，碑文写道：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凤凰古城沱江上的风、雪、雨、雾四座桥，也出自他的设计。他调侃徐志摩：就是为一些地方取个令人赞叹的好名，比如‘康桥’‘香舍丽舍’枫丹白露。然而黄永玉真正“出圈”，是因为一只猴子。

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第一枚生肖邮票，单枚面值8分，如今市场价值上万元，整版（80枚）接近百万元。这枚邮票的创作者正是黄永玉，人称“猴票之父”。他听闻后哈哈大笑，玩心大起，自改称为“猴票她爹”。

“我就是随手画的。”晚年的黄永玉提起这件事，总是一脸无所谓，“那时候谁想到能值钱？”

20世纪80年代，黄永玉回老家，参观当地酒厂。他觉得应为家乡出力，便为酒厂设计了酒瓶。但酒厂拿到作品后大吃一惊：那用黄泥巴烧成的粗陶器，毫不讲究，哪像酒瓶？黄永玉淡淡地说：“你们若觉得好，做出来我去北京推销；如若不好，退给我。”

看到这儿，大家能猜出来了吧？对，这就是如今的“酒鬼酒”。

后来酒厂做了3箱给黄永玉去北京推销，结果是轻轻松松售出，酒瓶本身就是工艺品，一块七的酒翻了3倍。黄永玉更进一步，更新了设计：扁扁的黄土陶罐子，像麻布袋缝成的口袋，还给酒起名“酒鬼”。他说：烟鬼、色鬼都不好，但酒鬼是个有趣可爱的名字。他还做了一副画“酒鬼背酒鬼”，画上题诗：“酒鬼背酒鬼，千金不显醉。酒鬼喝酒鬼，千杯不会醉。酒鬼出湘西，涓涓传万里。”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家地方的小作坊酒厂，成了全国知名品牌。去年又联合胖东来，退出了“自由爱”“酒鬼”酒产品。

黄永玉的人生充满了“湘西人的刁蛮和豁达”。17岁时，他在泉州开元寺一带流浪，见玉兰树上花开得漂亮，便爬上去摘。一位老和尚看见，问他：“你摘花干什么呀？”黄永玉答：“老子高兴，想摘就摘。”老和尚说：“你瞧这花在树上长得好好的……”话未说完就被打断：“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老和尚又说：“你已经来了两次了。”黄永玉答：“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最后老和尚邀他进屋坐，黄永玉见到桌上摆着丰子恺等人的书信，才知这“头顶秃了几十年、留着稀疏胡子”的老和尚竟是弘一法师李叔同，便向他求字。可没过几天，弘一法师圆寂，黄永玉嚎啕大哭。

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用本名黄永裕。后来表叔沈从文对他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布店老板。应改成‘永玉’，永远光泽明透。”于是“黄永玉”这个名字便沿用下来。

这位“老顽童”90岁时出版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92岁开个人画展，95岁登上《时尚先生》封面。面对“大师”称呼，他总摆手拒绝：“大师满街走，我不是。”

03 摆渡人许渊冲：在翻译中再造诗美

他把“床前明月光”变成法语的十四行诗。

2014年，93岁的许渊冲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翻译家。站在领奖台上，这位老人用流利的英语说：“我不过是个摆渡人，把中国美学摆渡到世界对岸。”

这个“摆渡”过程，耗费了他整整一生。

许渊冲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古典诗词的创造性翻译。

据杨振宁的弟弟回忆，在他大哥杨振宁的高中语文课本上，看到王维《渭城曲》的“劝君更尽一杯酒”与李白《将进酒》的“与尔同销万古愁”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

“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

弟弟后来问杨振宁，为什么把王维的《渭城曲》和李白的《将进酒》中的诗句凑在一起，杨振宁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一家酒馆看到的一副对联。

许渊冲听到这个故事后，便把这幅“对联”译成了：I would ask you to drink a cup of wine again，together we may drown our age-old grief and pain.（我想请你再喝一杯酒，让我们一起忘却那些陈年的悲伤与痛苦）。

许渊冲和杨振宁是西南联大的老同学。杨振宁的翻译着重写实，而许渊冲翻译古文则着重写意。1997年，阔别半个世纪的这对老同学见面后，还为了一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而争执。杨振宁不服气，因科学家重真实；而他说不过许渊冲，因为许渊冲写的是情、是美。

90岁时，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96岁他登上央视《朗读者》的舞台，风采依旧，令人赞叹。

他翻译毛主席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将“红装”和“武装”分别译为 powder the face（涂抹脂粉）和 face the powder（面对硝烟），译得精妙绝伦。然而，这个在他看来完美的翻译，却被造反派批为“歪曲毛泽东思想”，甚至被用树枝抽打了一百下。

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直译在中国翻译界颇为流行。许渊冲与许多翻译家都有过争论。比如他的师兄、同学曾批评他是“鸳鸯蝴蝶派”，认为他在翻译中加入了许多不必要的内容。在翻译中用了“酥胸”一词时，著名翻译家王佐良认为不妥，而许渊冲解释：若用“胸部”，可指女也可指男，失了美感。

若不了解许渊冲，或许不会想到他是位自信十足的“狂人”。他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多年里，60岁前的许渊冲只出版了4本书；至今，他已出版中英法文学作品一百余部。接受采访时，他敢言：“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他并不认为这是狂妄，坚信自己所说皆为事实，自己是对的。

在西南联大，许渊冲比汪曾祺勤奋得多，并对此颇为自得。他听过朱自清讲散文、沈从文讲小说、闻一多讲诗词、钱钟书讲英文，其中钱钟书对他影响最深。

许渊冲坚信翻译不是字对字的搬运，而是美的再创造。他花了整整二十年，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全部译成英法韵文。面对许多人质疑他“不忠实原文”，他回应道：“如果翻译只是字典搬家，要翻译家做什么？”

04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小朋友”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本名任以奇，1923年生于上海。其实“任溶溶”这个笔名是他从女儿那里借来的——1947年大女儿出生，起名任溶溶，此后他便开始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

任溶溶创作了《没头脑和不高兴》等经典之作。在翻译方面，他同样成就斐然。他曾为翻译而“偷学”外语，苦学十年，从此投身翻译工作，一发不可收拾。《木偶奇遇记》《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夏洛的网》《彼得·潘》等众多经典皆出自他的译笔。

2004年，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成为摆进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书店的唯一官方中文版本。

2019年，任溶溶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老先生曾动情地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小朋友。”

05 “我之所以年轻，因为文学不会老”

2019年，85岁的王蒙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勋仪式上，这位前文化部长幽默地说：“我得赶紧写点新东西，不然对不起这个称号。”

从19岁写下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后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1986年当官任文化部部长，钻研《红楼梦》《论语》《老子》《庄子》，从古典智慧中寻找现代启示，到发表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王蒙的创作生涯跨越66年。

“很多人问我保持年轻的秘诀，我说很简单——文学。”王蒙在《先生们》的访谈中分享道，“写作让人必须不断思考、感受、更新自己。”这种“更新”的能力，在王蒙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5年，81岁的王蒙突然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描写当下老年人的情感世界，语言犀利幽默，让评论界惊呼“王蒙又变了！”

06 面壁十年守敦煌，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2019年，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出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81岁的樊锦诗。主持人念出她的颁奖词：“扎根大漠40余年，为敦煌文物保护做出杰出贡献。”

“面壁者”——媒体喜欢这样称呼她。

1958年，樊锦诗考上北大历史系学习考古专业。毕业后受老师嘱托，她与几位同事一起撰写敦煌的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刚到敦煌时，并非如许多媒体所说：本可留京工作，却选择了千里之外的敦煌。第一次看到莫高窟，便觉得“这辈子就是这里了”。

《先生们》一书中透露了真实情况：樊锦诗到敦煌研究所后，工作一停便会胡思乱想，想北京，想上海，想她的爱人。巨大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屡屡将她推向忧郁的深渊，甚至好几次想过离开敦煌。

敦煌条件极为艰苦：住土房、喝碱水、常年风沙。同事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但樊锦诗最终坚持了下来。“壁画在一天天老去，我得抓紧时间。”

她最担忧的，是旅游开发对文物的破坏。

1998年，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面对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的建议，她坚决反对：“敦煌是国家的遗产、人类的遗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面对每年激增的游客，她组织推动实施游客预约制与数字展示中心。

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成。两年后，“数字敦煌”项目上线，全球观众得以在线观看30个洞窟的高清图像。

2019年，樊锦诗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讲述了这位先生的一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

07 “我的一生，都在诗词里活过”

叶嘉莹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副对联：“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认，过乐观之生活。”这24个字，几乎概括了她坎坷而丰盈的一生。

1924年生于北京的叶嘉莹，17岁以优异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文学大师顾随期间，她的诗词才华初露锋芒。然而命运却在此时露出狰狞面目。

24岁结婚，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她在一次访谈中坦言：“我和先生是旧式婚姻，没有什么感情。”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丈夫和女儿在加拿大车祸中双双离世。

“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生大悲我都经历了。”叶嘉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平静得令人心痛。

她把所有痛苦，都化作学术研究的动力。

1948年，叶嘉莹随丈夫去了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再到加拿大，一直无法回到大陆，期间她先后在哈佛、密歇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她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让无数西方学生领略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含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

“诗词拯救了我。”叶嘉莹常说，是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让她理解离别的永恒；是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让她学会与遗憾和解。

直到1974年，叶嘉莹才在阔别26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2018年，94岁的叶嘉莹将自己的全部财产1800多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华古典文化研究。记者问她为何如此，她答道：“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我只知道，诗词比生命长久。”

合上《先生们》下册，那些身影依然在眼前清晰：汪曾祺在茶馆里写作，许渊冲在台灯下翻译，任溶溶为孩子改稿，叶嘉莹在讲堂吟诗，黄永玉挥毫画猴，王蒙敲打键盘，樊锦诗仰望壁画。还有张仃、穆旦、周令钊、吴冠中、常沙娜……

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经历，却共享着同一种精神质地——对自己所爱之事，有种近乎固执的专注；对时代浮沉，有种超然的清醒；对“大师”“泰斗”之类的标签，有种本能的警惕。

“先生”二字，在这些人物身上恢复了它最本真的含义：先于时代而思考，生于世俗而超越。

在一个崇尚“短平快”、追逐“流量密码”的时代，这些“老先生”们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真正的价值，往往需要面壁十年甚至数十年的孤独坚守；真正的创造，常常来自对潮流的适度疏离。

当我们沉迷于速成的成功学，习惯于用价格衡量一切价值时，这些“不肯退场的孤勇者”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沉默的诘问：

在一切都可以被计算、被交易、被速成的时代，那些需要数十年沉淀的技艺、需要一生坚守的信念、需要数代人传递的文明，究竟该安放何处？

也许答案就在书中——在那些书页间，在那些深夜的灯光下，在那些看似“过时”的执着里。文明的火种，从来不是在广场的焰火中传递，而是在寂寞的守夜人手中，一点一点，燃亮漫漫长夜。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时写道：“日本人炸，我们读。”这六个字，或许正是所有“先生们”留给这个喧嚣时代的最好箴言——无论世界如何喧嚣，总要有人，安静地读下去，写下去，画下去，守护下去。

因为文明延续的密码，就藏在这份“炸不垮”的安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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