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自传 篇一

如果感观之门能被完全洗净，一切事物将以原本的样貌呈现，不受任何限制，因为人们大多自我封闭，从他们洞穴的缝隙来看事情。

那些穿过「墙上的门」然后回来的人会跟他们从前不一样。他会更聪明，但也会更犹豫不决…能更好地理解语言与事物的关系。

布莱克和赫胥黎都是苹果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所喜爱的作家。

一个是 18 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另一个则是「20 世纪迷幻药圣经」的作者。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判断，到底是乔布斯对「The Doors of Perception」这首诗歌的着迷让他找到了一本叫做《The Doors of Perception》的书，还是因为赫胥黎对布莱克诗歌的反复引用让乔布斯沉醉在布莱克所创造的那些充满语言和幻想的超脱世界中。

但我们能确定的是，这些书，以及那些热衷于阅读这些书籍的文化圈子，对少年乔布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意大利中世纪学家翁贝托·艾柯 Umberto Eco 的分析中，这种影响不仅改变了乔布斯的生活方式和处事风格，还塑造了苹果的公司文化和管理风格。布莱克的诗歌和绘画展现了他对英国清教的「非传统」看法。这些「非传统」乃至是「反教义」的看法与态度鼓舞了乔布斯，让他去反抗属于自己时代的「清教」，尤其是在他眼中如同清教一般压抑的 DOS 系统，让他去创造一套「奢华」但符合人类直觉的图形交互界面，去探索建立一个 「令人愉悦」的「耶稣会式」组织的可能性。

正如赫胥黎提醒我们的那样，所有以「进步」与「反抗」为名的尝试都往往有着很高的个人与社会代价，而且具有孕育讽刺性的可能。

当乔布斯宣称他与苹果将给凡人带来救赎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封闭与禁锢。当他高喊「打倒老大哥」的时候，他成为了自己口中的「恶棍」。他憎恨背叛、谎言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痛苦，但他也时常满口谎言，选择不停地背叛他人，成为那个鼓励背叛、告密和监视的暴君。如果他真的相信 IBM 在 80 年代的重新崛起会给电脑行业带来一个「20 年之久的中世纪」，那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苹果公司，在方方面面，都完全符合他自己对 「中世纪」的定义与衡量标准。 

正如德勒兹所说的一样，没有人可以避免成为一个矛盾体，乔布斯也不例外。即使他企图听从他的内心，但是他脑海里的声音常常被各种不可调和的力量所左右着，趋势他去撒谎，去伤害他人，去前后矛盾，去践踏那些自己所鼓吹的原则与精神，但又拒不承认。

如果时代错置能更好的调动我们的历史想象力，克服我们与乔布斯所在圈子的「道德隔离」（Moral Distance），用同代人的角度和思维「吃瓜」，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不妨想象微博诞生于 70 年代，来看看乔布斯会在创立苹果公司的初期都喜提哪些热搜。

在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崛起之前，美国年轻人最爱的大厂莫过于 Hewlett-Packard，也就是惠普 HP。惠普的员工众多，无论你本科读的什么专业，大概率能在这找到一个与自己技能与训练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因为分工明确，级别森严，惠普算得上是一个官僚气息比较浓厚的「超级大厂」。在这里，大部分员工每天从事的都是差不多的重复性劳动：上班，开会，写码 and/or 写报告，下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从待遇的角度来看，当年的惠普口碑是非常好的。工资开得高，只要不惹出大事，对公司绝对忠诚，就算业务能力一般也不大可能被开除，称得上是「美利坚铁饭碗」。

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好这一口。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美国，越来越多出生于中上层家庭的年轻「专业阶层」人士（professional class）开始讨厌重复性强的工作。他们痛恨那些写不完的报告以及开不完的会。

对这些经济负担小的年轻人来说，赚钱不是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他们看来，工作应该跟大学一样，是好玩的。更重要的是，工作应该具有使命感（calling）以及宏大的历史意义。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一份好的工作不但是能让他们身心愉悦的，更是能够让他们把自己的存在与更宏大的历史叙事编织起来的。一份工作，尤其是在湾区的工作，应该是能提供一种自我认同的。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精神能被 「我的工牌代表我是谁」这种表达概括，那证明你误解了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伦理（work ethics）框架中，他们所忠诚的对象是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而不是公司本身。如果公司不（再）能提供一个让自己追求「使命」的平台，很多人选择义无反顾地离职。

从 70 年代初开始，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从私人企业「义无反顾地离职」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在这个历史阶段，通胀变成了美国经济的常态，而且通胀率也变得更加不确定。这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宏观经济现象改变了很多工资制定者（Wage setters）对通胀的预期。跟员工们一样，他们更加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尤其是那些规定好名义工资（Nominal wage）的合同。在公会罕见的加州湾区，所谓的「自由雇佣」机制愈发常见。直接的后果就是，公司裁员以及员工主动离职的经济、法律和道德成本都大幅下降了。在这一体系下，「为了追求’ 使命’ 和’ 梦想’ 而辞职」成为了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的说辞。这套关于梦想的说辞粉饰了许多在自由市场中员工面临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压力大的人来说。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工资待遇、公司文化和家庭原因不再是那几个少数被美国 HR 们接受的跳槽原因。时至今日，如果你在美国的面试中跟 HR 说你是为了涨薪而从 A 跳槽到 B，面试你的 HR 可能被你的「坦诚」所惊讶，毕竟那么「粗鲁」的人以及很少见了。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工作伦理的转变归结于经济上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文化变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关于「梦想」和「使命」的讨论渗透了美国左派媒体的每一个毛孔。自 6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白人社会文化的中心从生产转向了消费。（白人）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不再是 「工作、储蓄、利他以及服从」，而是「消费、玩乐、消费、负债」。在反宗教和反战的历史环境下，左派媒体不再要求年轻人从自己与更高层次力量（如国家、宗教）的关系中寻求自我身份，而是不停地鼓励他们去克服社会给个体带来的限制并盲目乐观地相信世界是由自己所支配的。

这当然是谎言，但它让美国人能够继续地消费商品和图像。活在一个充斥着广告的世界里，美国消费者越来越相信他们可以得到生活中的「一切」— 尤其是「自由」— 只要他们肯为之负债。

而乔布斯就是这个谎言的的狂热传播者之一。

在挑选苹果早期员工的时候，乔布斯迎合了面试者对「使命」与「自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乔布斯常常向新员工 — 尤其那些从惠普跳槽出来的人 — 承诺说在苹果工作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体验，在 80 年代初期一次与彭博社记者的采访中，乔布斯说道，「在苹果公司干活，就像是在和你最中意的女神谈一场干柴烈火的恋爱」。说完，他轻声低笑。

当谈到乔布斯选人标准的时候，不少 80 年代的科技分析师在杂志上宣称，苹果对员工的「智商」和「专业性」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这种强调个体才能与特殊性（Exceptionalism）的叙事让被录取的苹果员工更加地相信自己的特殊性，以及自己所背负的「使命感」。一位 80 年代初加入苹果的程序员回忆道，「受到苹果录取的时候，我感觉我仿佛就是那个被选中去改变世界的人」。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从常青藤布朗大学毕业的程序员为什么会这样想。如果消费能够让人感觉到支配世界的快感，那又有什么能比设计别人所渴望之物这件事带来更多快感的事情呢？

在不少 80 年代初的采访中，乔布斯谈到，他的员工跟其他大厂的「技术官僚」不同，是一群自由的有创造性的人。他在几次内部会议中对员工说，「如果你早上醒来，站在镜子前，不能清晰的告诉你自己 ‘我想要什么 [发生]’，那你应该主动辞掉工作」。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