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巨鲸来到小镇：在历史的循环中，我们如何自处？

一具腐烂的巨鲸尸骸静静躺在匈牙利小镇的广场上，围观人群内心翻涌着难以名状的欲望与恐惧，历史悄悄开始了新一轮循环。

“这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哪怕所有的房门都不再打开，地里的麦子朝土里生长...”拉斯洛在《反抗的忧郁》开篇描写了一群人在寒夜中等待一列迟到火车的场景。

这一等待凝固了小说中人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基本姿态。2015年国际布克奖颁奖词赞扬拉斯洛的作品“抓住了当今世界各种生存状态”。

1989年，东欧变革的关键年份，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为贝拉·塔尔的电影《鲸鱼马戏团》，由三十九个长镜头组成。

小说讲述了一个简单却令人不安的故事：一头“世界上最大的巨鲸”被马戏团带到一座闭塞的匈牙利小镇，引发了集体的压抑走向失序的疯狂。

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个鲸鱼马戏团突然抵达小镇，带来了声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鲸鱼标本。镇上居民最初对此感到好奇，但很快，奇怪的传言开始扩散。

有人说马戏团成员怀有邪恶的目的，整个小镇陷入了猜疑和恐惧之中。这部作品被描述为“一部强有力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延续了果戈理的传统”。

书名《反抗的忧郁》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短语。它究竟是“反抗的忧郁”还是“反抗带来的忧郁”？译者余泽民在中文译本中保留了这种多义性。

在小说中，“反抗”似乎总是指向某种令人忧郁的结局。人们反抗秩序，反抗现状，反抗看似不合理的一切，但反抗的结果往往是更深的忧郁。

小说第一部分标题为“紧急情况”，描写了弗劳姆夫人乘车返乡的场景。她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巨鲸”广告牌时，已经感受到城市的异样。

这位善良的女人回到家后，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艾斯泰尔夫人便来找她，希望弗劳姆夫人的儿子能够“唤醒”她的丈夫艾斯泰尔先生以“拯救”这座城市。被拒绝后，艾斯泰尔夫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艾斯泰尔先生是一位离群索居多年的音乐家。他发展出一种“音乐抵抗”理论，认为自巴洛克时期以来，音乐就已偏离了纯净的音程，这是人类失败的证据。

他曾这样思考音乐的本质：“信念，并不意味着要相信什么，而是要相信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音乐并非是对更好自我和更好世界的认知，而是对我们无可救药的自我和不幸世界的掩饰。”

瓦卢什卡是年轻的送报员，也是艾斯泰尔唯一的倾听者。在艾斯泰尔眼中，瓦卢什卡像是一个纯净的“天使”，而在小镇居民眼中，这个总是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不过是个“白痴”。

正是这个纯洁的“白痴”，成了政治骗局中被利用的关键角色。他卷入了鲸鱼马戏团带来的暴动，见证了革命的真相，最终却被关进精神病院，被放逐到人类社会之外。

小说中，拉斯洛通过瓦卢什卡之口表达了对于历史循环的洞察：“每段历史，每次时间，每个动作和每个意图，在这里都只是根据自身规律的不断重复。”

这种对历史循环的认知，使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无望感。就像艾斯泰尔所言：“世界上既不存在最后审判，也不存在世界末日......一切都会自行衰败，走向毁灭，以便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然后就这样周而复始。”

在这种循环中，反抗往往被权力者利用。小说中的艾斯泰尔夫人最初是一位满怀政治野心的女性，在暴动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新任女书记，名望“将她推到了反抗运动的领袖位置”。

而操纵着鲸鱼马戏团的“团长”不过是一个骗子，他利用人们的恐惧和希望，煽动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暴力。

拉斯洛以令人眩晕的超长句式和不分段的绵密叙述著称。这种语言风格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迫使读者放慢速度，沉浸在文本创造的氛围中。

曾有评论家将拉斯洛的长句比作“巨大的滚雪球”，能够“把所有的荒诞和意外糅进音乐般不朽的段落之中”。

这样的写作风格让翻译变得极具挑战性。译者余泽民坦言，翻译《反抗的忧郁》比翻译《撒旦探戈》更具挑战性，因为“语句结构更复杂更细腻更圆熟”。

面对这些迷人又折磨人的句子，余泽民想象着如果作家会中文会如何组织这些句子，甚至努力“钻到他的皮肤下”理解其语调、语速和顿挫。

在小说的结尾，当太阳照常升起，拉斯洛用长达五页半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弗劳姆夫人尸体自然分解的过程。这具最终回归自然的尸骸，象征着一切反抗、一切忧郁、一切循环的终结。

而在电影《鲸鱼马戏团》的最后一镜中，从暴动中幸存下来的音乐家艾斯泰尔来到清晨的广场上，独自一人面对着巨鲸的尸骸。

这个庞然大物不再是令人敬畏的神奇造物，也不是《圣经》中的“利维坦”，而只是一具腐烂发臭的巨型尸骸。它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代表着今天的人类所拥有的历史遗产。

“过去，但并未消逝”——这是拉斯洛在小说题词中写下的话。死去的仍然不断地释放着能量，历史在每一个看似新的开始中重复着自己。

电影结尾处，巨鲸的腐烂尸骸静静躺在广场上，而小镇的日常生活已恢复如常。艾斯泰尔夫人成为了新的权力者，在牺牲者的葬礼上将“无辜的逝者”塑造成“时代的英雄”。

瓦卢什卡在精神病院中陷入沉默，而艾斯泰尔放弃了他的“音乐抵抗”理论，陪伴着这个他曾称为“天使”的年轻人。镇上的人们继续着他们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拉斯洛曾说：“当我回顾人类的历史，有时我觉得是一出喜剧，但是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一出悲剧，而这悲剧却让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