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阑尾切割手术，让两个家庭走向出轨堕胎

说到近年来屡获国际关注的伊朗电影，不得不提起两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对很多中国观众来说，正是他导演的《一次别离》，让伊朗电影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而今天要聊的这部影片，风格与其极为相似。

它同样是通过朴素写实的镜头和环环相扣的故事，表达出了导演对伊朗社会现状的批判与反思——《阑尾》。

故事发生在一家医院里，主角是两对夫妻。

其中雷扎和扎里是一对“贫贱夫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最近，丈夫雷扎瞒着家里失业仨月，夫妻俩的医保断缴，已被停用；妻子扎里又突感腹痛进了医院，被诊断出阑尾炎，要做手术。

雷扎无法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

就在这时，他看到妻子的好友蕾拉，也来医院看病。

虽然明知冒用医保卡违法，但他还是以缴费处不会细查为由，请求蕾拉借卡代刷。

结果没想到，医生查看医保病历时，雷扎不仅不小心叫错名字，还对蕾拉的投保信息一问三不知，当场引起了保险专员的怀疑。

更悲催的是，蕾拉的丈夫穆赛尔也在这家医院工作。

一旦借卡代刷的事被呈报上去，他也会受到牵连，甚至可能丢掉饭碗。

情急之下，蕾拉只好把真相告诉丈夫，请他也配合演戏，一起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为了打消医院的怀疑，他们决定让两名妻子，暂时互换一下身份——

雷扎先偷偷将医保卡上的照片对调，然后让穆赛尔伪装成病人丈夫，他自己则扮演病人的大哥。

不仅如此，刚做完手术的扎里也迅速背诵了蕾拉的医保信息，以应对保险专员的询问。

但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还是遇到了一系列的意外和不幸。

首先，口无遮拦的雷扎，堪称计划中的最大bug。

他经常忘记自己的“大哥”人设，不是叫错人名，就是忘记男女有别，毫不避讳地围观“妹妹”打针。

而穆赛尔也很不在状态，没法入戏地扮演扎里的丈夫。

在扎里宽衣解带、检查伤口之际，他差点吓得当场遁走。

更悲催的是，戏演到半途，扎里的亲哥哥也赶来插了一脚。

不明就里的他，看到病房里有一个陌生男人和妹妹举止亲密，气得冲上去就要干架……

整体看下来，这部《阑尾》如同片名所说，是由一场阑尾手术引发的医疗闹剧，充满了各种弄巧成拙的狗血桥段。

这种闹剧，如果放在印度片里，可能是荒诞不经、全程反转的黑色喜剧；放在韩国片里，必然要放大小人物的悲惨命运，顺便黑一把政府和财阀势力；放到日本片里，那可能就闹不起来了……大家得坐下来一起感悟人生。

但正如开头所说，这部《阑尾》之所以会让观众联想到法哈蒂，就在于它的影像风格、镜头语言、叙事手法都追求朴素写实。

另一方面，影片虽然讲的是一场医疗闹剧，但它的荒诞情节却并非为了制造夸张的戏剧效果，而是根植于伊朗社会现实中的医疗资源匮乏、贫富分化、性别歧视、宗教压迫等多方面的矛盾。

比如，影片开场就营造出了医院里人满为患、鸡飞狗跳的场景，就连正在施工的病房，也无法暂停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也更容易被激化。

雷扎明明冒用医疗卡犯错在先，却又是火药味十足地指责医生拿钱不干事，又是理直气壮地抱怨保险专员不讲情面、欺负穷人。

再比如，片中的两对夫妻虽是朋友，但在贫富悬殊的家境对比下，隐藏着典型的阶级矛盾。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穆赛尔上来就对出身底层、举止粗俗的雷扎带有不满。被迫卷入医疗闹剧后，他更是居高临下地大骂对方猪队友。

而雷扎则是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穷我有理”态度，通过道德绑架将蕾拉一家拖下水。

他目光短浅、不断闯祸，但这也是因为一直以来，他就只能将有限的金钱用于解决眼下的麻烦。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两对夫妻内部的矛盾，将伊朗女性的悲惨处境呈现了出来。

在男权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下，她们每天默默承受着令人窒息的生活。

在扎里和雷扎这一家中，其实扎里早就发现了丈夫已经失业，但为了照顾他身为男性的自尊，只能小心谨慎地避免表露出来。

同时，她设法拿到了老板的联系方式，本想恳请对方重新雇佣丈夫，却因此不断收到骚扰短信和电话。

住院之后，由于私人物品交给丈夫保管，扎里更加诚惶诚恐，生怕老板一个来电，就让丈夫误会自己给他戴了绿帽。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雷扎很快就接到了老板的来电，心中对妻子产生怀疑。

这时候，主治医生又跑来说，怀疑扎里吃过堕胎药，需要做检测。这更让雷扎五雷轰顶，认定妻子与老板有染，因为他自己有不育症。

于是，雷扎在一怒之下冲进病房，想要闷死妻子解恨。

幸好医护人员赶来阻止，才让扎里死里逃生。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台词“你让xx的名誉蒙羞”，看似体现了伊朗人把名誉看得高于一切，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所谓的“名誉”，其实也分三六九等。

一开始，为了能代刷医疗卡做手术，雷扎让扎里冒充别人的妻子，并以“生命重于名誉”来劝导她，让人觉得他把妻子的生命看得更重要。

后来，扎里的亲哥赶到医院，指责他让家族名誉受损，他也硬气回怼，称只要能给扎里治病，自己的尊严大可不要。

然而，当堕胎传闻出现后，雷扎立马用实际行动，啪啪打了自己的脸。

没错，他可以为了省钱看病牺牲妻子及家族的名誉，但一旦关乎自己的“男性尊严”，就马上翻脸变成“可杀不可辱”。

但问题是，扎里并没有回应过老板，堕胎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是蕾拉不久前被查出怀孕和患有肝炎，并在医生建议下服用了堕胎药。她不敢将此事告知丈夫，但这些还是被登记在了医疗卡上。

随着两人的身份互换，意外变成了扎里“出轨堕胎”的实锤。

可以说，这出医疗闹剧看似是阴差阳错、弄巧成拙，但一切意外和悲剧的背后，却应由伊朗社会的现实矛盾买单。

最可贵的是，影片没有以“喊口号”的方式来呈现这些问题和诉求，而是将它们融入到一个环环相扣的医疗故事里，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拍摄方式也和伊朗严格的审查制度有关。

众所周知，曾执导过《出租车》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就曾被政府以“危害国家形象”为名入罪，判刑六年，并且20年内不得制作或执导任何影片。

就在去年，在《出租车》中扮演乘客的女律师Nasrin Sotoudeh也被伊朗政府逮捕，并判处38年监禁和148次鞭刑。

但即便如此，严酷的施压也并未让全部伊朗电影人放下文化责任感，反而让更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剧本不断涌现，获得各国观众与国际影坛的关注认可。

在我看来，不仅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敬佩，这样的创作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为有镣铐存在，就放弃自由地起舞。